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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云]

　　文革开始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一发表，顷刻之间，世界就变了样！红卫兵们举着红皮语录，甩着皮鞭，驱赶着一队队“牛鬼蛇神”，游斗于通衢大街之中。这批可恶的敌人，个个佝偻着身子，光着脚，迈起碎步，齐声高喊：“我有罪！我有罪！”在他们的头顶上，不时响起了吡吡啪啪的皮鞭声．．．．．．连那些幽深的小巷里，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红卫兵们正在抄黑帮的家。吆喝声、狞笑声、撞击声、哭喊声，夹杂在一起，谁不为之而战栗！这就是公元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救世主们在涤荡着华夏大地的一切污泥浊水！
　　那时，我是一个卑微的小学教师。过早辞世的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名声狼籍的家庭成分。这一份吃不了兜着走的“遗产”，使我一遇政治运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审查对象。久而久之，我连自己也不敢相信了，性格变得孤僻、自卑而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心里就发毛，就害怕。然而，一场惨烈的悲剧，就像一个噩梦一样，却偏偏出现在我的面前。
　　一天下午，学校的“革委会”，向一位姓甘的女老师，发出一道勒令：“即时监护，交待罪行”。这位甘老师，三十六岁左右，潮汕人，家庭成分是地主。丈夫是个海员，有个六岁的女儿。她平日斯文温顺，沉默寡言，是个教学里手，经常给老师们上示范课。这个勒令一下，她就马上失去自由，被拘禁在四楼一间教室里。我在二楼会议室里，听到了从楼上不时传来凶狠的吆喝声和凄厉的哭喊声。放学的时候，路经小操场，见到几个红小兵，手持齐眉木棍，押看着正在扫地的甘老师。相貌姣好的她，已经被人剃了个“阴阳头”，胸前挂着一个“漏网地主”的牌子，身背后贴着两条标语，一条写着“敌人不投降”，另一条写着“就叫她灭亡”。我经过她身旁时，曾与她目光相遇。她那绝望的目光，就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剑，刺痛了我的心。
　　那料到第二天，一回到学校，就知道昨天夜里，甘老师跳楼自尽了。在教学大楼前面的水泥地上，用几张旧报纸覆盖着的，就是她的尸体。“革委会”召集了全体老师，就在这个地方，要开个“现场批判会”。老师们呆若木鸡，低头不语。我双腿发抖，不敢往前看。一个女头头走了出来，摆出一副横眉冷对的神情，对着地上的尸体，怒目而视。接着她打着官腔说：“……查甘某人，土改时已是十八岁的成年人，客观上有了参与父母剥削行为的可能性。可是她却长期隐瞒，胡说自己是学生，欺骗组织，欺骗人民，这本来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可是，今天她竟然胆敢用上这一招，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她就是一个现成反革命分子。她死有余辜，就是死了，也要批倒批臭！”这个脸圆鼻尖戴着眼镜，被人称为“猫眼司令”的女斗士，越说越激昂。也许她正被一种莫名的狂热，冲昏了头脑，明明充当了这桩谋杀案的间接凶手，但竟然还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而洋洋得意。
　　甘老师的尸体，就这样一直摆放在水泥地上。下午三时许，甘老师的丈夫被召来学校处理后事。这个四十刚出头的汉子，在“革委会”头头的看管之下，来到了妻子尸体的旁边。他闭起眼睛，提起右脚，往妻子的尸体，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嘴里吐出了两个字：“该死！”接着便叫仵工把尸体搬走了。目睹了如此残忍的一幕，我感到有一股寒气，从头一直渗透到脚跟，令我浑身在颤抖。想不到，平日恩爱的夫妻，竟然演出了一场如此无情的悲剧，这是何等冷酷的现实呀！我感到恶心，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推使我直往厕所里跑。
　　在厕所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一个人影。定睛一看，原来是甘老师的丈夫。只见他靠墙而立，仰起头瞪起眼睛，双手死死抠着嘴巴。我分明看见，他脸部的肌肉在痉挛，在抽动。他，欲哭无声，欲哭无泪！如此痛苦的情景，惨不忍睹！我真想走过去，轻拍一下他的肩膀，给他一声安慰，他一定会嚎啕大哭起来，也许这样会减轻一些心里的苦楚。可是，不，绝对不能！万一给某些人发现了，就不得了，刚才他忍受刀绞之痛的“演出”，岂能白费？老婆虽然走了，但是他还要活下去呀，他家里不是有一个六岁的女儿，还需要他的照顾和爱抚吗？我虽心如刀割，但只好强忍着，悄悄地离开。
　　那天，深夜才准回家。一到家，我就上床躺下了。我感到浑身发烫，迷迷糊糊之间，觉得在无尽的星空之中，有一堆被报纸覆盖着的东西，不停地在眼前旋转，旋转……突然，从那报纸堆里，伸出了一只手，还响起一声声凄厉的呼喊：“救命呀！我没罪！我要活下去！”……我惊醒过来了，只觉冷汗淋漓，四肢发软，瞪着眼睛发愣。以后，几乎每个晚上都做着这个相同的噩梦。一个月以后，我只得请了个长假。医生说，我有病，我患上了神经官能症．．．．．．
　　终于，那个该诅咒的岁月结束了。有一年的清明节，我登上了一个无名的小山丘，点燃了三支香烟，插在地上权当上一炷香。我虔诚地给大地，给蓝天三叩拜，以告慰那些在浩劫中枉死的冤魂，以及永远地送走那些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