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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凤池]

【诗人的命运】



齐凤池


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在诗人中算是最惨的。她的丈夫是白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十月革命胜利后，她的丈夫流亡到国外。几年后，他悄悄地回到国内与家人团聚，结果被枪决了。诗人的女儿也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唯一的儿子在二战中也为国捐躯了。诗人帕斯杰尔纳克在诗中这样写到：“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进枕头下面。”她永远的睡去了。

我究竟算不算诗人，我不敢肯定。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干了近三十年的写诗勾当。我写了近千首诗，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国内的大刊物露过多次脸，分行的文字浩浩荡荡挤进多种文本。各种荣誉证书排得整整齐齐伫立在书柜里，红得很清冷。至今，我也弄不清我算不算个诗人。

我曾经直率地说过一句伤人自尊的话，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诗也算不上诗人，尽管他出了几本诗集也算不上诗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将文字分行排列比较熟练的人。

而真正的诗人，也许一生只写几首，甚至就发表了一首，他也是个响当当的诗人。比如唐代的张若虚，他的《春江花月夜》载入了中国文学史，朗朗上口几代人。其实，我写诗并不指望今后有多么荣光，活的有多么风流倜傥，我只希望我的诗能比我活得更长。

我仍然不敢说我就是个诗人，但我的命运却和写诗有关。

在三十年的工作中，我从事过多种专业。我下过乡，打过铁，教过书，当过油漆工，干过美工，当过秘书，做过记者，还在路边卖过西瓜，我先后调动过十几次工作，下岗的绶带我光荣地佩戴过三次。

在下岗寒冷的日子里，我靠诗歌的火苗取暖；我用笔尖的炉火温暖着精神的家园；我用诗歌微弱的光芒照亮了血液深处和透明的良心。

我在幼儿园打更时，我用血液的颜料为孩子们描绘出一幅幅天真的童话乐园；
我在酒厂当秘书时，我用智慧酝酿出一份酒香味浓的醉人的厂报；
我在报社当记者时，我把脚印发表在了燕赵大地的每个角落；
我在路边卖西瓜时，我称出了良心换来了一把把干净的钱。
一路风雨，一路艰辛，坎坎坷坷走过了大半生。

博尔赫斯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诗，他就是为诗而存在的。”

经过几次跌倒爬起再站立，我终于像一个不太顺手的工具，被人重新使用。总结三十年坎坷的经历，我悟出了诗人命运坎坷的根源所在。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是写诗害了我，又是写诗救了我。假如我不写诗，也许不会招来这么多不幸；假如我不会写诗，也许不会再有人接纳我。这就是矛盾的双重性。

不管受几次磨难，我始终坚信自己的信条，如果仅仅受到一次打击，就不再写诗，我将失去我生存的价值和拥有的地位；我宁愿让人们永远把我忘记，也不愿人们忽视了我的诗歌。

在第一次下岗时，我扮演了一个汉子的形象。我把我的三分之一希望奉献给了两位女同事。我没有指望她俩如何如何感激我，我只是不愿看到两位刚为人母的女人在我面前哭鼻子抹泪。

第二次下岗是莫名其妙的。我在家休息了一年，但心里始终隐隐作痛。我利用这段疼痛的日子，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后，引起了反响，被人们称为重金属。

艾略特说过：“如果你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将会毁灭；如果你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也将会毁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浪漫与抒情之间，我精心建构自己的诗歌宫殿。《宁静的山村》、《音乐天堂》、《知青岁月》等组诗，在一些大刊物上纷纷亮相，再次产生反响。创作有了收获，而工作的责任田又出现了旱情和蝗虫。我第三次披上了下岗的绶带。这次的佩戴是深刻的，是终生难忘的。在上司面前，我学会了低头。低头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抬头是为了更高的生存。其实，在上司面前，无论是低头还是抬头，都是为了生存。在生存和死亡两难之间，来自最基本欲求和精神欲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愤怒向雪崩一样随时都会发生。

经历三次下岗的洗礼，我用纯洁的思考向企业文化理念的倡导者说句心里话，一个高效文明进步的企业，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如果不注重诗人的社会功能是危险的；如过分注重诗人的社会功能也是危险的。企业虽然不是诗歌的制造工厂，但企业应该制造出象诗一样精美的产品。我还想说，如果一个企业一个诗人也没有，这个企业肯定有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全是诗人，这个企业更有问题。

当企业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在把握不好诗人的脉搏时，请提前向缪斯女神打个报告，请求指教。

在诗人的群体里，我虽然是个弱者，但还算是幸运的。比起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庞德等大师们的命运，我只算是遇上一个因视力偏瘫而分不清良莠的郎中，误诊为精神小疾的另类罢了。

诗人布罗茨基被俄罗斯作家协会驱除出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写信给美国作家协会，请求他们的帮助。美国作家协会不但给予了布罗茨基精神上的帮助，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援助。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师。

诗人的命运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一切不幸不应怪罪诗人，也更不该怪罪诗歌。究竟怪谁，历史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