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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怀]

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年代
曾庆怀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初，中国高举“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发动全国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与此同时，中苏两国交恶，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停止向中国援建项目，把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撤走!随着中苏两党进行论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严厉的抨击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加上后来又发生“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这时，中国的许多工厂停建、停产，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的困难；而农村由于各省、县、乡、镇干部大搞浮夸风，本来是减产而谎报增产，谎报稻谷亩产千斤，甚至万斤的谎言！农民食不饱、穿不暖，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个背景下，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为民说话，向毛泽东主席进言，反映当时农民的疾苦。本来这是好事，如果当时党中央能听取彭德怀同志的意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采取有力的措施，团结全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那么当时国内的情况会好一点。但是，在那次庐山会议，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不但没有听取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反而把彭德怀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由于这次庐山会议没有开好，没有完全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党中央、政治局内部发生分歧，从而导致党中央内部在政策、方针和人事安排上的重大变化。毛泽东主席声称要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国防部长由林彪担任，而彭德怀同志被罢免国防部长！随着，在1960～1963年间全国出现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这时处于最困难时期，全国人民也过着最困难的生活。
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恢复生产，把由于苏联“老大哥”造成的经济损失夺回来。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撤走之后，许多生产设备无法安装，无法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发扬当家作主，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在生产最前线，日夜奋战在机器边。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技术还比较落后，不是缺少机器另件，就是技术力量不行，许多生产、设备上的技术难关不能解决。这时，以沈阳市的一批老工人，发扬主人翁的精神，进行技术串连、技术协作，发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针对某一生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取得了显著效益，对恢复生产、促进生产、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沈阳市工人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全国总工会的充分肯定，进行总结推广；后来，参加技术协作的人数越来越多，成绩十分显著，名声也越来越大，而参加技术协作的人员，不但有工人，有工程技术人员，还有领导干部参加，成为后来称之为著名的“三结合”。全国总工会及时抓住了这个新动向、新生事物，在全国报刊进行专题报道，宣传沈阳市技术协作带头人的先进事迹，从而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反响，许多主要省市的工厂也积极效仿，积极开展技术协作活动。此时，为了有组织，有目的开展活动，沈阳市的一批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首先在沈阳市成立了由市总工会领导的“沈阳市技术协作委员会”，从而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先河！
1960年冬天，北方到处大雪纷飞，天气寒冷，但工人们心里还是很热的。工人们、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在车间，奋战在机器旁。这时，武汉市总工会，为了向沈阳市学习和推广技术协作活动的经验，便组织学习团，由各主要大厂分批、分区到沈阳取经。这时，我厂领导也决定从全厂各车间、科室各选派二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其中我和陈维新、傅极、胡才鸿等四人在厂长办公室郝希贵主任带领下，随同武汉市总工会组织的赴沈阳的学习团，冒着零下-15℃的寒冷天气到沈阳取经。
我是第一次到东北的。到了沈阳，大雪纷飞，只见树枝上到处挂着冰条，迎面北风吹来，脸颊两边隐隐感到发痛，发麻！到了每个工厂、车间，发现各工厂、车间的大门口都是用严严实实的棉薕进行遮栏，车间里有暖气，比室外暖和。当时，我还很年轻，才二十四、五岁，由于我长期生活在南方，没有经历过这样寒冷的天气，因此来东北之前，只向厂里借了一件棉大衣，自己穿了一件丝棉袄、一件卫生衣、一件羊毛衣，就这样从这个工厂走到那个工厂，从这个车间串到那个车间。开大会时，以为室内比较暖和，为便于记录，便脱下大棉衣在会议室听取经验介绍。后来，不知不觉，手发冷、鼻涕直流、喷嚏直打！二眼眼泪直流！不好了，我感冒了！我赶紧穿上棉大衣！但此后，怎么也不好，直打哆嗦！实在坚持不住了，这时和我同来的另一位焊接技术员傅极同志便扶着我到医院看病、打针。在沈阳学习几天里，感冒一直都没有好，而后一直留下一点风寒的后遗症。
在沈阳学习的几天，我们和沈阳市技术协作的一些创始人接触。其中有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刀具大王”金福长师傅、沈阳市电子器材厂的王师傅以及其他革新能手、技术协作积极份子。我们在沈阳市总工会的积极支持和组织下，和沈阳市的一些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协作积极份子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先进经验，同时还到工厂、车间现场参观他们进行技术攻关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他们那种不计报酬、不图名利、不怕困难、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失败、努力实践、团结协作的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我想，他们真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楷模，是中国工人的骄傲。听了他们的经验介绍和先进事迹后，我们恨不得马上要回厂，回武汉，像他们一样，团结和发动工厂和武汉市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协作活动。在沈阳市期间，我们还私下对口找个别的革新能手切磋技术、交流经验。我和陈维新师傅重点找沈阳重型机器厂“刀具大王”金福长师傅进行交流，向他学习，从而在私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离开沈阳时，我们还和“刀具大王”金福长师傅和沈阳市的其他技术协作积极份子合影留念。我们这次到沈阳学习收获很大。回到武汉以后，在武汉市总工会的组织下，立即在全市开展技术协作活动。一时间，武汉市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从此开始，十几年不断，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武汉锅炉厂的技术力量在武汉市各大、中、小型工厂中，是比较强的。我们回厂后，首先以我们几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为骨干核心，组织串联和发动厂里的技术革新能手、能工巧匠、技术尖子，作为工厂的首批技术协作积极份子。由于当时我在厂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主管全厂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工作，因此具体主要由我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当时我厂的技术革新工作开展得不错，群众基础比较好，经我们一发动宣传，许多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革新能手都积极报名参加，一下子就有二、三十个积极份子。我们按专业、工种进行分组、造册，登记每人的住址、车间、班组；按专业选好召集人。我向大家明确：我们的技术协作活动的宗旨，是学习沈阳市工人老大哥不图名、不为利，不讲条件，不计報酬的精神。技术协作活动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如利用每周的星期天，晚上，工作八小时以后的休息时间,节假日等,如果工厂和武汉市有什么攻关活动，通知谁，随叫随到。同时，还特别要求,凡是参加厂技术协作活动的成员，首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好自己的生产任务；到了厂外参加攻关活动，必须遵守各项纪律，为工厂争光，为工人阶级争气！我们召开了成立大会，向大家介绍了沈阳的技术协作经验和他们的先进事迹。至此，我们从组织上、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大家情绪很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要把技术协作活动开展好，必须首先打响第一炮，选准目标。为此，我们发动各个车间向我们报送技术、生产攻关课题，然后由我们几位技术协作骨干进行分析研究、选题，确定攻关项目后，协调好所需的工种，挑选好人员，然后组织力量进行攻关。
记得当时我们所选的第一个攻关项目是铸造车间的粉尘管道输送装置。铸造车间劳动强度较大，生产环境较差，灰尘浓度较大，工人在高温下戴着口罩工作，一天下来，个个灰尘满面。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状况，我们曾组织车间工人对除尘装置进行革新、改造，虽经车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但进度慢，效果不理想。分析原因，主要是该车间的工人大多从事铸造生产的，对设备的安装、调试、焊接、机械加工、电工等技术力量相对都比较薄弱，即使厂部给予安排任务，但由于得不到各车间工种的积极配合，只靠几位技术人员和工人在进行敲敲打打，因此，粉尘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因为进行粉尘管道改造工作涉及到许多工种，如需要装配工、电工、焊接工、车工、鈑金工等等，要完成这个项目必须依靠多工种的配合，各车间的支持。为了攻下这一技术难关，我们首先依靠铸造车间的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先组织车间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领导一起分析存在的问题，然后分工协作进行攻关。车间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我们组织有关工种的能工巧匠，到现场和铸造车间的人员一起攻关。没有好的装配工，我们从维修车间请来装配师傅；没有合格的焊工，由我们抽调焊接能手帮助进行焊接；要进行电器安装、检测，由我们出面请电工高手进行帮助；缺少机械零件或要加工什么零件，技术协作积极份子利用业余时间给予加工……总之，缺什么工种，需要什么人才，我们便从厂技术协作积极份子中抽调，叫谁去，那位工人或工程技术人员就去，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主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攻关。当然，当碰到疑难大问题，非要利用上班时间做不可，我则通过车间领导或班组长，利用上班时间去干。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月不到，便将长期没有完成的粉尘管道输送装置，终于改造成功了！
我们的技术协作第一炮打响了！参加技术协作活动的同志们都很高兴，铸造车间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也很高兴, 解决了他们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厂领导、总工程师也很高兴，他们看到了技术协作的作用，看到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力量。为此，厂部领导还专门到铸造车间召开现场会议，表扬了我们。从此，工厂各车间纷纷提出攻关课题，项目不少，项目难度有难、有易、有大、有小，但很快在技术协作攻关小组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技术难题被攻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我们的成果，我们的做法，很快就传到了市总工会，他们很重视，要我们很好总结经验，向兄弟厂介绍。从此，市总工会还经常请我厂的技术协作积极份子到厂外进行技术攻关。而我们也按照市总工会的要求随叫随到。根据攻关的项目要求、内容，首先由我们派几位技术骨干进行“会诊”。根据“会诊”的情况，然后由我们选派所需工种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所在工厂进行攻关。参加攻关的人中，大多是利用星期天或工作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进行。武汉市一般中、小厂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有些技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到了现场，一般都能很快迎刃而解。开始，邀请我们去解决的问题，都容易解决，而到后来，难度越来越大，项目也越来越多，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星期天，节假日，业余时间几乎全扑在技术协作活动中去了。几年来，我们厂的技术协作积极份子，为全市解决许多重大的技术攻关项目、技术难关，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我厂参加技术协作的积极份子最多，为此，我厂连续五年被武汉市总工会评为技术协作先进单位，而我也是连续五年被评为武汉市技术协作积极份子。通过技术协作活动，锻炼了一大批人才，涌现了一大批技术革新和技术协作积极份子。如：当时我厂的焊接技术员曾冠凡同志，他从一开始也积极参加技术协作活动，后来被提拔为武锅厂的厂长，武汉市机电局局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技术革新能手、技术协作积极份子，主要的有：陈维新、吴良臣、胡才鸿，王秋生、郑延熙、傅极、朱知本、李义华，郑华国，万由平、曾辉、韩礻是 祥、彭丁贵……等等。他们都是长期不懈地参加厂里和武汉市的技术协作活动的。后来，为巩固和更好的发挥厂技术协作的作用，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活动，几年后，厂里还正式成立《武汉锅炉厂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是：曾冠凡（厂长兼），我是秘书长。后来，这些技术协作积极分子有的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分厂厂长，党支部书记，有的被评为技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等，成为武锅厂的领导和生产技术骨干。现在这些师傅、工程技术人员大都已退休了，而有的已去世了！但我还十分怀念他们。
技术协作活动，是我国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的新鲜事物，但她一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就发挥巨大的作用，她为我国工业的发展，战胜由于苏联撤走专家而造成的困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她在全国主要省、市，特别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湖南、四川、江苏、浙江、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主要省、市都有技术协作组织，开展了活动，並取得很大的成绩。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技术协作活动曾一度中断！但“文革”之后，到了八十年代，技术协作活动还在一些省、市继续开展。现在一批老技术协作的积極份子，大多已退休，有的已经去逝了！但技术协作活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上，应当占有光辉的一页。她的历史作用不可磨灭。我有幸赶上那个年代，而且还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长期和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战斗、工作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点工作，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在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人民的社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睦。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涌现了许多好人好事，出现了像“王铁人”那样的英雄，出现了像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出现了家喻户晓的雷锋同志。
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物质生活虽然比较缺乏，但精神粮食还是比较充足的。当时，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在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到处都出现许多活雷锋。
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沈阳部队某运输队的班长。在部队中，他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学习，结合实际，写下了许多日记，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例如，他写道：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融化在为人民服务中”。
“我是人民的战士，我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对同志要像春天般那样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那么火热，对错误要像秋风扫落叶那么严厉，对敌人要像严冬那样残酷无情。”
……
还有许多、许多他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心得，写了许多不朽的格言。
雷锋出生于湖南省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失去父母，是孤儿。在部队的教育下，他成长很快。他当时才20多岁，和我是同龄人。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人民怀有深刻的爱。他爱憎分明，在部队，在生活中到处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做了好亊他从不留名留姓。如，当他知道自己的战友，家里生活有困难，他背着其战友，每月给其父母寄钱，开始战友还不知道，而到后来才被他战友发现。又如：他出外乘车或出差，他见了老人，见了有困难的人，不认识的人，他扶老携幼，进行帮助；他工资不高，但他十分慷慨帮助穷苦的人、孤苦的老人、有困难的人，而自己却十分节俭，旧的衣服破了补了又穿，穿破了的旧鞋补了再穿。他对公家的东西，十分节约，从不沾公家的光，他出外到一个工地，看到工人在劳动，他脱了军装，和工人一起干活，干得满头大汗，不留名就走了……。总之，雷锋同志有许多、许多动人的事迹。虽然他做的事是很平凡的，但是他坚持不懈，从不间断。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雷锋同志为什么能做到不为名、不为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除了他出身贫苦农民，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外，还来源于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下了几十万字闪光的学习日记，由于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影响，提高了他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的思想境界，使他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在报纸公布之后，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到处出现向雷锋学习的先进事迹，助人为乐，尊老携幼，帮助他人，拾金不昧，人人互相帮助，做好事，成为社会的风气。为了在全社会都造成和谐，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团结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战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春，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先后题词，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大家像雷锋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时，全国政府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都积极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快在全国就形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全国各报刊大量报导各地人民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人好事，宣传报道各种典型，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一时，向雷锋学习成为社会的风尚，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广大干部、学生、战士的主要任务。
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也和全国人民、干部一起，向雷锋学习，做好人好事；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坦白说，我当时是很努力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认真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哲学著作。对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就不知学习过多少遍。有许多章节和全文，我当时能背下；我带着问题学，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写下了不少学习心得和体会。我曾多次在科室和党支部范围内作学习心得的报告；我在工作上，生活中做了许多好人好事，也像雷锋同学那样，不留名、不留姓。
记得有一天晚上，已过了十一点半钟了，我因有事从武昌向洪山武锅厂步行回家，走到武珞路付家坡车站，只见一位女同志，大包小包的一大堆行李放在车站边等候公共汽车。这时，晚班车早已收班了，我看见她很焦急，便告诉她，最后班车已经停开了，没有汽车了。这时，她显得很慌乱，她自言自语说：“怎么办？我这么多东西！又这么夜了，怎么回家?!”我听了她这段话之后，便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回武汉大学，说她是乘船从重庆回家，没有人接她，从江边乘了一段车，在这里下车等了半个多钟点，仍不见汽车!?看到她独身一人，这么多的行李袋和包裹，于是我提出帮她提二个包，送她一程。因她回武汉大学要经过我厂门前的洪山车站，而到武汉大学要走三、四个站，沿途可能有上十里路。她对我的行为，表示感谢。在俩人行走间，由于她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因而彼此很少讲话。到了洪山车站，我已到厂了，这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从洪山到武大还有三个站，怎么办？如果我送她到这里，我已算做了一件好事了！但这时我又想，她一个女同志，这么晚了，一个人走路回家，而且要带这么多行李，很不安全。这时，我想，做好事就要做到底，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半路上；而此时，雷锋同志做好事的事迹突然在我眼前闪过！对，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为此，我就对她说：“如果你放心，信得过我，我就送你回到武汉大学的家中。”她说：“相信，相信！你是一个好人，真麻烦你了！”这样，我就继续帮她拿行李，陪着她一步一步走到武汉大学她的家。到了她的家，她拍开了家门，这时，她家的灯没有开，我帮她把二个大包行李袋放在她家的厅里，对她说一声：“好了，我回家了，再见！”这时这位姑娘才好像醒悟过来一样，对我说：“喂！同志，你叫什么名，你在哪里工作的？真感谢你了！”我说：“不用客气！我是向雷锋学习的！”说完，我就回家了。而到了宿舍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一点多钟了！这件事，直到今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这只是我在那个年代向雷锋学习的一个小小事例而已。
在那个年代，由于我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自己感到确有很大收获，不仅对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帮助我学会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在1964年，我曾被评为武汉锅炉厂年度的全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
在那个年代，也是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很困难。人民经常食不饱。1962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只见各家各户都在吃杂粮，没有粮食，用瓜菜代。那时，我们的家——《朗星楼》的院里住满了许多水肿病的病人，个个面黄肌瘦，二脚浮肿！当时，我看见一位医护人员模样的人给每位病人一包“粗粉”，我问病人是什么？说这是“营养粉”!?后来打听，这其实是过去养猪食的豆渣！简直不是人食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呢？为了生存，不管它是什么，只要能吃的就行了！直到现在，那些浮肿病人的痛苦形象，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农村生活很苦，而当时在家乡的家里有五口人食饭，全靠我妈妈一人承担，而弟妹们当时正是长身体、发育时期。家中缺粮少钱，因此每到三、四月荒时，我就要想方设法找全国粮票寄回家！我那时还未结婚，单身一人，一个人生活还比较容易，因为当时厂里每月有定量发粮票、油票。但工厂的伙食很糟糕，食的馒头都是杂粮，如玉米粉，下等的麦粉做的。为了好听，每餐食堂卖饭时，菜牌上就写上什么：“金包银”、“银包金”好听的名词，其实这是由玉米粉和下等麦粉混合做的馒头。职工都不愿意食，因此，菜桶、饭桌上、地上到处都是“金包银”、“银包金”！
为了生产自救，我们当时各科室、车间、班组也自己开荒种地，种红薯，种玉米。记得那一年，红薯长大了，快要收获了，这时，发现我们种的许多红薯被人偷了。为了看好即将收获的红薯，科里要求各班组轮流派人晚上到自留地去看管红薯，每班四小时。一天夜晚，我和一位同事同时到自留地看红薯。二个小时过去了，那时二人肚子咕噜的响，两人肚子都饿了！这时，那位同事建议，现在肚子饿了，挖几根红薯食一下，填填肚子。本来我俩人是看管红薯不要被人偷走的，而今自己肚子饿了，我俩也就不顾自己的责任，挖了好几根红薯，用衣服擦干净，便大口的往嘴里啃。现在想起来，真好笑，这真算是监盗者而自己偷食！但在那个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时，没有粮食，买什么东西都要粮票，而且还买不到好的东西。为了填饱肚子，我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或业余时间，到自由市场买许多红萝卜放在宿舍里，不管它是生的、熟的，饿了就找来食。为了自己开“小灶”，自己专门买了一个小的铝锅，平时下了班或晚上肚子饿了，就在宿舍走廊里用二块砖头作炉灶，这个小锅便经常成了我的“伴侣”，有好食的找“她”，肚子饿了，找“她”！她还真管用。有一段时间，我到已收获过的红薯田地里找锄剩余的红薯头、红薯尾，收集了一大堆，我十分宝贝！这时，每当晚上或平时肚子饿了，便将这些红薯洗干净，倒在锅里煮成红薯糊，倒十分香甜可口，红薯糊真解决我的大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口里还有这些香甜的红薯糊的感觉。
总之，在那个时代，生活上的物质是很贫乏的，而在精神上却又是充实的。虽然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但人民还是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和党中央同心同德，而那时的干部相对现在还比较清廉，社会秩序还比较好，人民思进，干群关系相对来说，还比较密切，同志之间还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现在的老人都十分怀念向雷锋学习的那个年代。
但是，自从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干群关系变差了；各派之间进行互相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阶级斗争”却把阶级阵线搞乱了，把人心搞散了！十年的大动荡，国民经济几乎被搞垮了！总之，我们在学雷锋年代所建立起来的社会风气被破坏了。老百姓说：雷锋不见了。当然，这是“文革”所造成的恶果。幸好，“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了错误路线，给彭德怀、刘少奇等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平反昭雪，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国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轨道上，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广大积极性。现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很大提高，物质丰富，物价稳定，人民开始过着小康的生活。中国由于实行开放，引进国外大量资金到大陆投资，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蒸蒸日上，振兴中华，奔小康，现在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实际行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是和全党、全国人民和各种错误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取得的。
今天，我回忆那个年代的历史，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创业。“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