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 Winner 澳洲长风论坛

[曾庆怀]

我和伯父的情缘

曾庆怀

伯父曾天节是我们家族中的中坚，是一位英雄。我对伯父很尊敬，也很崇拜。我视他为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他对我也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那么疼爱。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祖父母和父母亲向我谈起伯父许多传奇的故事。如：伯父从小就敢于反抗乡镇地主豪绅的压迫和欺负，他敢做敢为，勤奋好学，严于律己，关心他人；他年青时代就投笔从戎，为革命、为抗日救国、为祖国的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伯父的高尚品德从小就烙印在我的心里，是我的偶像，是我学习的榜样。伯父一向很关爱我，使我一生和伯父留下许多难于忘怀的情缘。
我第一次和伯父有较长时间和难忘的接触，是在1949年5月间，当时我已十四岁了。记得有一天下午，伯父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去兴梅地区，路过家门回家看望祖父母等家人，同行的有一名武装警卫和副官。伯父回到家里休息片刻后，下午就准备回老隆的军营。当时伯父担任广东省保安十三团团长，驻防在龙川县老隆镇。当时，我和远图均在家。我们很羡慕伯父的吉普车，我问伯父能否带我们去老隆玩几天。伯父听后很高兴的同意我和远图一同坐吉普车去老隆，在征得祖父母和父母同意后，我第一次远离家门，为此，我感到很高兴和激动。
我是第一次到兵营的。我们到了老隆伯父所处的司令部，门卫手持卡宾枪，威风凛凛，警卫向伯父致军礼。接着迎面迎接我们是一条军犬，很高大，唾延长舌，我第一次看见这样凶狠的狼狗，毕竟有点害怕！但牠见了伯父，却很乖巧地垂头摆尾到伯父跟前不动。瞬间使人感到军营有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到了住处后，我和远图即被安排和伯父同住在二楼。到了老隆约五点多钟，部队尚未开伙，伯父便叫警卫员给我和远图买了一大包的叉烧包子，吃上了这些叉烧包，感到特别香甜，加上当时肚子也有点饿了，一口气就把所有的包子“杀”光。吃了这种又热又香甜的叉烧包，虽然事隔五十多年了，但至今仍可感受到这种难忘的美味。现在，我经常到酒店饮早茶，总喜欢买些叉烧包来品尝，但怎么比较总感到比不上在老隆的叉烧包好。
到了老隆，听说大舅钟国强营部的驻军在龙川县的佗城，离老隆很近，十公里左右，我要求伯父让我到佗城去看大舅，伯父马上同意，并派其一名警卫员骑自行车载我到佗城见大舅。当时伯父是广东省保安十三团的团长，而大舅却是二连的连长，是伯父的得力干将。见了大舅，他十分高兴，热情的招待我。吃了午餐后，当天下午我即返回老隆。因为当时大舅军务很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
我们在老隆这几天，感到伯父军务很忙。有一天，我到伯父司令部去玩，发现有二、三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干部和伯父在一起讨论问题，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伯父的重要客人，因为看上去他们和伯父很亲密。由于当时伯父军务紧急，住了几天之后，我和远图便从老隆返回五华了。
这段经历，几十年后我都还记得。之后，我看了伯父写的回忆录——《老隆武装起义概况回忆》才知道，这段时间，伯父那时路经五华华城老家到兴宁，是和李洁之、魏鑑贤和保十二团团长魏汉新的代表魏正明，蓝举初的代表李昌庆等在兴宁商讨举行武装起义的重要会议。而同伯父同车前往兴宁开会的副官叫刘坚，他却是边纵派来的地下共产党员。而当时在老隆伯父司令部的穿黑色衣服的干部却是边纵派到保十三团的联络员：钟雄亚、刘坚等。1949年5月14日伯父曾天节卒领广东省保安十三团在老隆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了保5团列应佳驻守老隆寨顶守敌，从而宣告龙川县解放。紧接着保5团驻五华县城的第一营营长张润进（是伯父的军校学生）也响应起义，5月17日五华县也宣吿和平解放了。当时我在家乡还看到由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肖文、魏鑑贤、魏汉新、蓝举初、张苏奎等八名将领联名的起义宣言传单，以及由伯父曾天节领衔卒领广东省保安十三团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传单。回想这段历史，我对伯父的革命精神实是敬佩。
全国解放后，伯父从部队转业到广东省交通厅工作，并担任省交通厅厅长。这时我在五华中学读初中。伯父他虽然公务繁忙，但时常关心我的学业进步和思想的成长。记得1951年，伯父还专门给我订了一份《学习》杂志。至今我还记得，该《学习》杂志主要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刊物。我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知识，有些理论性较深的文章还看不太懂，但该刊物还刊有许多普及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等文章。学习这些文章对我的思想启蒙有很大的帮助。对我后来喜欢阅读哲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关心时事，重视政治经济，对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1952年，在我读高二时，一天，下午课间操时间，我和同学正在球场上打球，突然，李抟校长叫我：“曾庆怀，你过来！”我跑到李校长面前问校长有什么事，李校长关切的对我说：“我明天要到广州开会，将要见到你伯父，你有什么事要对你伯父说的吗？”我说：“没有什么事！”，李校长又问我：“你的学杂费交了没有？”我答：“还没有！是叫一位老师代担保的！”李校长说：“啊！我到广州对你伯父讲，叫他经济上帮助你。”我很感激对校长说：“谢谢！不要麻烦伯父好了！”
这件事，当时我也没有记在心里，只当校长关心我吧了！但不久，我却收到伯父寄来的20元汇款！啊！20元在解放初期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我记得，刚解放时，一角钱可买到6只鸡蛋，这20元如果在当时买鸡蛋可买到1200只以上的鸡蛋，按现在的价值，一只鸡蛋要五角銭，20元钱相当于现在的600元钱！伯父寄来的20元钱，在当时不但解决了我的学杂费问题，还解决了当时我们一家口粮问题！伯父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而且一直鼓励我要努力读书，以不辜负伯父的厚望。当时，我正好参加全校高中级的作文比赛，我荣获全校髙中级的第二名，后来我把这篇比赛得奬的作文抄报给伯父，为此伯父还写信勉励我。
1954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考取了华中工学院机械系。这在我们大家庭中，甚至在我们鹿坑尾曾氏家族中，我是解放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对此，家人都很高兴，父亲更是兴致勃勃的为我给伯父写信报喜。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是和伯父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
1954年8月间，我接到考取华中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我和张瑞清、陈庆魁、曾秀莹（女）几位同班同学结伴乘车到武汉读书。中途我们经紫金到惠州，然后从惠州乘轮船到广州。我们都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出远门离别父母、兄弟姐妹，因此，离家时都是依依不舍，难舍难分。我们第一次到了广州，人地生疏，到了珠江码头，不分东西南北，更不知伯父母家住在何方！为了找到伯父母的家，我便到路旁找了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我按照父亲给我的伯父家通讯地址查询，找到电话号码，很顺利，电话很快接通，而接电话的是远图，远图问清我所在的地理位置，他和乐华妹亲自来接我。很快，他们在珠江边附近的一个地方找到了我们！兄弟、兄妹见面分外高兴，远图很快把我带回其家，其他同伴的几位同学就到伯父家附近的旅店住宿。到了伯父家，首先见了祖母，很高兴。当时祖父已去逝，祖母则和伯父母同住在广州。不久，伯父母下班了，见了我也很高兴，问长问短，问家人的情况，问我上大学有什么困难没有？还问了和我同来的几位同学情况，并热情的提出，叫我邈请这几位好同学，明天晚上一起到他家。我遵命在第二天邀请张瑞清、陈庆魁和曾秀莹（女）等三位同学到伯父家，然后一起乘车参观市容，晚上还陪我们一起乘船夜游珠江，中间大家食了“艇家粥”，过得很愉快。接着第二天，伯父母和祖母、远图等又单独陪我去游越秀山。我记得当时碧芬伯母正怀孕着微微，大腹便便，行走都不很方便，但是碧芬伯母还是很热情的陪同我们游玩。我是一个穷学生，离家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手提一个破旧的滕甲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旧衣服，没有冬衣，我穿的是一双穿洞的胶鞋！再加上一床旧棉絮，身带上母亲给我借的20元钱，这就是我离家上大学时的全部“家产”。伯父知道我的情况后，马上给我买了一件棉衣，卫生衣和一双新球鞋，给了我十块钱。后来，宪模伯也送给我一条棉裤，以备武汉过冬用。在广州停留了几天，我们几位到武汉读书的同学，买了从广州——武汉的火车票，便一同出发。在我们离开广州时，祖母和远图、乐华、二舅等到火车站送我上车，当时伯父正要上班，但伯父为了送我，他到省交通厅办公室处理完公务后，便乘小车专程到广州火车站送我！我很感激伯父的厚爱。我在广州虽然和伯父相住的时间不长，但在当时伯父公务繁忙，伯母有孕在身的情况下，还这样热情，抽空陪我到广州游玩，抽出工作时间专程到火车站送我上车，如果没有对子侄的深爱，一般人是不易做到的，何况伯父当时是一位大官，有地位、公务繁忙的国家干部，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伯父的高大形象一直留在我心中。
我到了华中工学院读书的几年间，伯父还先后多次给我寄了钱作为学杂费用；当时在海南岛东方县工作的大舅，也几次给我寄来零用钱，从而帮助我渡过大学的生涯！我之所以能完成大学的学业，主要是上大学免交学费，每月还领取一定的人民助学金，吃饭不要钱。因此说，我是靠人民助学金，靠党和政府的免费教育，同时靠伯父和亲朋的帮助下，才完成大学学业的。因此，我应该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更好的为人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报答社会和人民。
1959年春，我已大学毕业在武汉锅炉厂工作了。当时，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机械系统技术革命工作会议，厂里派我和厂总工程师和工艺科科长等三人代表，一起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地点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这么重要的会议，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厂里领导重用我。我也是第一次到首都北京，初次到北京，一切都感到那么新奇！到了北京，除按规定时间参加大会和小组讨论会外，一有机会首先就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游览、照相，同时乘星期天放假，自己一人专程到北京故宫和天坛等名胜古迹参观。北京不愧是祖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天安门城楼是那么高大、雄伟，故宫的建筑是那么的辉煌，天坛的建设是那么壮丽，颐和园和北海是那么的美丽，到了北京就等于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这一次，由于开会的会议安排得比较紧，抽不出时间去游览长城！
会议开完后，我已订好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乘火车回武汉。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上午，我正准备从京西宾馆外出，在出口处，我突然发现，这里也将举办全国交通工作会议。这时，我出于好奇，我想，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不知伯父是否参加这次会议？于是我向大会报到处查询广东省交通系统会议的代表有无伯父。经查询后赫然发现伯父曾天节不仅是会议的代表，而且是广东省交通系统代表团的团长！我依照会议安排代表们住的楼房，找到了广东省交通系统会议的代表住址，并敲开伯父的住房，一刹那间，伯父看到了我站在门前，他惊奇并高兴的问我：“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兴奋的告诉伯父：“我刚刚在这里参加完全国机械工业系统技术革命会议，准备明天回武汉。我刚才发现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因此，我以试探的心情，通过大会报到处了解到你也参加这次会议，并知道你还是广东省交通系统的代表团团长，从而知道你住在这里！”
听了我的解释，伯父很高兴说：“真想不到我们有这个缘分在北京相见。”座谈片刻，他告诉我：“我现在正准备下午的发言稿，我是下午第一个大会发言的代表，我现在正忙”。并说：“我下午发言后，大约三点半左右，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你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一起好好谈谈！”为不影响伯父的工作，我便向伯父告辞，到附近商场采购物品！
下午四时我准时应约到伯父住处，这时伯父已回宿舍。我问他下午大会发言情况反映怎样？他说：“我在大会上主要介绍广东省交通建设的经验，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大会气氛热烈。本来我要听其他兄弟省市介绍的经验,因为你来了，所以我只好‘偷鸡’了”。我听后，大家会心的笑了！
伯父他到过北京多次，他问我去过北京那些地方参观，我一一回答。当他知道我已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之后，就说我们到北京展览馆中西餐厅那里喝喝咖啡，顺便大家一起在那里座谈。我也是第一次到北京展览馆的。北京展览馆是苏联老大哥帮助中国建设的，据我所知，武汉、广州、上海、北京等地都是有相同的建筑结构，而武汉、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建筑名称叫“中苏友好宫”，而仅北京的建筑名称才叫“北京展览馆”。
我和伯父俩人一起从京西宾馆步行到北京展览馆，因二地相距不远，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话，很快到了北京展览馆。伯父便特地找到外国西餐厅，要了二杯咖啡和几件点心！到外国西餐厅饮咖啡，那时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因此感觉很新鲜，也感到很高贵！因为在当时我感到，能到国外西餐厅饮咖啡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要有一定身份，有钱人才会到这里的。那时，伯父心情很好，也很高兴，问了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也关切的问我有无申请入党，我一一的向伯父汇报了我在大学读书，直到参加工作的大概情况和表现，并告诉伯父我正在努力争取入党！对此，伯父对我近几年的进步表示满意！这是我第一次和伯父在北京的相遇！
无独有偶，十八年之后，说的是在1977年秋天，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了。那年七月，我到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后来路过北京，适值当时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第五次代表会议。会议前夕，报纸公布了全国各地参加全国政协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名单。当天，我买了一份报纸，我好奇的浏览政协代表名单，我按姓氏笔划找到姓曾的代表名列，结果我发现伯父曾天节的名字！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在七年前，伯父还被下放到清远“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9•13”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不久，我写信告诉伯父，林彪死后，现在叶剑英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要求伯父将其目前的情况写信向叶帅汇报并要求安排工作。伯父当时接纳了我的意见，给叶帅写了一封信，信从广东寄到武汉给我，并叫我想法转寄交给叶帅。当我收到伯父的信后，便将此信从武汉用航空挂号信，直接寄到“北京、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亲收”。不久，我便从“南方日报”上的报道，得知伯父参加了1972年元旦广东省庆祝活动的名单，这就意味着当时伯父已解放了。而这次伯父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会议政协委员，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从当时的形势，伯父的地位名望，伯父同叶帅的师生关系，以及伯父在“文革”中的表现，伯父当选全国政协第五届政协委员是当之无愧的！
在北京，当时我打听知道全国政协委员开会的住址，便直奔“友谊宾馆”找伯父。当我找到伯父后，伯父感到惊喜，说我怎样知道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我一一告诉了他，伯父很高兴。随即他告诉我到北京后的二大收获：一是昨天他收到曾明的来信！说曾明就是亚基伯的女儿，而亚基伯是早期的中共优秀党员，也是伯父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亚基伯早年去逝（去逝时才不过三十岁左右），后来从此便中断了联系。那时伯父将明姐的来信给我看了，我看了信也很激动和高兴。从信中知道明姐及其母亲现住在广西桂林，生活很好。伯父说他准备马上给她写回信。其二，就是说今天晚上，叶帅的胞弟叶道英将要请他和一些朋友吃饭见面，地点是杨帆先生家（梅县人），伯父叫我陪他一起去。
晚上六点前，我陪同伯父应邀到杨帆先生家，受到杨帆先生及其夫人的热情接待。同时应邀会餐的有连贯（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黄药眠（北师大教授，全国著名的学者）及其他高级干部多人。连贯和黄药眠是全国有名的人物，同是梅州地区的客家人。过去只闻其大名，但没有见过他们，而今亲闻目睹，而且同席吃饭，感到很荣幸。伯父向他们介绍了我的简况。席间大家很热情、客气，尤其连贯、黄药眠俩位老先生，从他俩见面开始，就侃侃而谈。连贯个子长得比较矮胖，在这些大人物中间，他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因此成了这次聚会的中心人物。后来，叶道英给杨帆先生来了电话，说他刚才接到叶帅电话，要他去叶帅家，他要杨帆转告各位他今晚不能来吃饭了，请各位包涵！这样，我们几位老乡就在杨帆家共聚晚餐。晚餐很丰富，有客家人喜欢食的“白斩鸡”，以及北京人喜欢食的一些时菜。在当时的年代，大家能吃上这些丰盛的饭菜就很不容易了。在席间，连贯谈了一件事使我今至不能忘记。连贯老先生说：“他母亲已经一百岁了，但至今身体还很好，很健康，是什么原因呢？其中的奥秘就是他母亲每天睡觉前，都要用热水泡脚，几十年如一日。”他认为：“睡觉前用热水泡脚，可以促使气血流通，对人体健康很有好处。”从科学上分析，确实有一定道理。近来社会上推广足浴，说脚底和人体内脏各部位都有关联，经常用热水泡脚，并进行按摩，对人体健康大有帮助。而连贯介绍其母亲健身经验时是在1977年，距今20多年了。就是说，早在20多年前，连贯的母亲就已经实践了，并已取得显著效果。这是题外话。
所以，谈起我和伯父的关系，我总是说，我和伯父有缘分，伯父很疼爱我，关心我，帮助我，因此我对伯父怀有特殊的感情，我视伯父为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谈起伯父对我的爱，和我们的缘分，比比皆是。
记得，1963年间，伯父到武昌参加一次中南局系统各省，市的交通工作会议，伯父住在武昌洪山宾馆，离我厂很近。时值困难时期，大会伙食不错，我下班后便到洪山宾馆去看望伯父，伯父便请我在宾馆吃饭，而在当时，能在宾馆同其会议代表一起进餐那是一个很好的待遇。一天晚上，我和同宿舍的同事正在宿舍看书，休闲。突然，一位同事领着伯父到宿舍来看我，当时宿舍人住得很挤，一间约20平方米面积的房间上下舖住了六个人，但伯父并不嫌弃，在宿舍和我们同室的同学，同事座谈了半个多小时。伯父在公事繁忙，会议紧张的情况下，抽空专程到我们厂里宿舍看望我，如果伯父不疼爱我，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我在武汉工作期间，我和伯父几乎有一种默契，就是只要伯父乘火车到北京开会或路过武汉，他一定会事先写信告诉我，告知他乘座的火车车箱和座号。如果他从广州到北京，那么在约定的时间、车次，我就会到武昌火车站站台见伯父，然后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车箱（一般他出差都是乘座软卧车箱），从武昌一直坐到汉口站下车，一般这一站约有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伯侄能相会坐在一起畅谈那是多么愉快的享受啊！相反，如果是伯父从北京乘火车经武汉返回广州，伯父也一定会写信告诉我他乘坐的车次什么时间到汉口，这时，我就会到汉口火车站迎接伯父，然后我们又一同从汉口站乘火车到武昌车站下车。有时伯父乘坐的火车要半夜左右到武昌车站，我也极珍视这段见面的时间。虽然回到宿舍已过了晚上十二点，公共汽车已停开了，但我十分兴奋从武昌火车站步行走路返回武昌洪山武锅厂宿舍。我十分珍惜伯侄会面的这段时光，几十年都是这样，真是难能可贵！
谈起我和伯父的情缘，应该提到的是：我和妻子慧珍的结合，还是伯父为我们作的主。这件喜事追朔到1966年秋，伯父到武昌参加一次全国性的政协工作会议。当时伯父已是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他们开会的地点仍是武昌洪山宾馆，当时我去拜访伯父。伯父问起我的婚事，说我年纪已到结婚年龄了，问我找有对象没有。当时我正在和慧珍谈恋爱，但因为她是归国华侨学生，有海外关系，自己一时拿不准主意。此时伯父叫我把慧珍带给他看看，并邀约我俩到宾馆和他见面并同他共进晚餐。我和慧珍应约按时到了宾馆，然后一同浏览了武汉大学、东湖风景区，伯父考察了慧珍一些问题，最后伯父得出结论：认为慧珍是一位“贤母良妻”类型的姑娘，况且是大专毕业生，有一定文化素质，可以考虑。至于其海外关系，认为这是一般的海外关系，归国侨生，她年纪较小，不会有太大关系。根据伯父的意见，最后我和慧珍结婚了。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婚姻是由伯父作的主。事实证明，伯父的眼光是对的，我的妻子确实是一位贤妻良母，我们结婚四十多年来，感情一直很好，生有子女各一位，家庭生活和睦，她还是一位中学高级英语教师。现我俩已退休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在此前，伯父对于我和表妹的婚姻是不支持的。那是在1960年间，父母迫切要求我和表妹结婚，那年我俩到了广州见了伯父母，伯母是中山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她考慮到我和表妺的从血缘太近，生下的后代对身体健康、智力发育不好，不支持我这个婚事。最后，我终于听从伯父、伯母的意见，没有和表妹结婚。实践证明，我当时的决定是对的，伯父母的意见是正确的。
伯父不仅关心我的婚事，也关心我的进步和工作。伯父经常鼓励我们要争取加入共产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就是班干部，积极要求进步。中学时代我就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大学读书时，担任团支部委员，开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我在武汉锅炉厂工作时，担任技术科室的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全体团员有三、四十人。由于我工作积极，迫切要求入党，政治思想、作风好，为人正派，对党忠诚老实，深受团员的拥戴，因此，在1960年团支部推荐优秀团员入党时，我被一致推选为优秀团员，并推荐入党。这时，我已几次参加了武锅厂党委举办的入党积极份子学习党章的学习班，条件成熟，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为此，要求我填写入党申请书，填写社会关系及写自传。我忠诚老实的填写了伯父和叔叔的社会关系。我填写了伯父是起义将领，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髙参；而叔叔现在台湾，曾是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领航员，现失去联系，生死不明等等。正当我满怀希望入党时，党支部书记叫我把叔叔的情况进一步交代清楚。为此，我写信给伯父，帮我说明情况。后伯父给我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叔叔情况，并指出现已和叔叔失去联系，对叔叔情况不明，等等。我后来将伯父来信原件一并交给党支部。后来，武锅厂党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他是广东人氏，是从广州调武锅厂工作的，他说：“你伯父的情况我很了解，对你的入党问题不会有影响。只是你叔叔现在台湾，而今，蒋介石正在叫嚣要反攻大陆，鉴于你叔叔的社会关系，目前还不能发展你入党。希望你不要灰心，继续努力争取。”这样，我的入党问题在武鍋厂一直没有解决，而直到我调到深圳工作后，才解决我的入党问题。时隔不觉就是二十年!
当时，我一直以为伯父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不知道他原来是老共产员，而直到“文革”期间，组织上审查伯父的历史时，我们才知道伯父他早在1927年就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共五华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他早期和古大存在五华领导农民运动。1949年5月14日他在龙川县老隆领导保十三团举行武装起义成功，解放了兴梅地区粤东大片土地。他在1948年10月便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书记取得联系。本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党组织在1948年就提出恢复伯父的党组织关系,但鉴于当时统战工作需要，一直没有公开他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而在公开场合他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他对自己的子女、子侄也从未透露过他曾经是中共党员的事实！而这一切却不为人所了解！因此，不论是其子女，包括我在内，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我们的入党、提干都受到影响。而伯父为了党的事业，党的利益，忍辱负重而毫无怨言，这充分体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胸怀。当后来我们和伯父谈起政治上对我们不公正对待时，他总是说，个人的前途靠自己去争取，去努力，不能靠父辈叔伯的关系去争名夺利！然而，在当时一切都讲“阶级斗争”，讲“社会关系”的年代，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1984年8月，我们夫妇应聘由深圳市政府人事局招聘到深圳工作，武汉市人事局不放我走而受阻。为此，通过伯父给湖北省政协主席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被招聘到深圳市工作而受阻的情况，后由湖北省政协给武汉市统战部，市人事局批转了伯父的信，因此很快得到武汉市人事局批准将我调到深圳工作。对此，我们是很感激伯父的帮助的。
我们全家调到深圳工作之后，和伯父的接触联系就更多了。每逢节假日，只要可能我都经常到广州去见见伯父，以期能得到伯父的更多教诲。此后，伯父也经常到深圳，我便全力以赴，通过深圳市政府和市政协出面，给伯父热情的接待。特别是在1990年至1993年期间，伯父几乎每年都到深圳一次。在深圳期间，我陪同他参观深圳市容，游览“锦锈中华”，和五华中学深圳校友会代表座谈等等，他还专程到我住家看望我家人。
伯父很关心家乡——五华的建设，为此，他和郑群，张日和等五华县的革命老前辈发起倡议筹建五华县强华开发公司，委托我起草强华公司的章程，他还出面指示我及其老部下曾锦华同志筹措资金。最后，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共筹集了100多万元的投资资金，于1994年正式成立强华公司，向五华县华城经济开发区投资。1994年在他病重期间，其广州的旧私房因城市建设发展需要拆迁，为此，他家获得了一笔补偿费。当时他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很需要用钱。但是，为了发展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毅然把属于他的40万元补偿费，无私捐献给其母校——五华中学，建教学实验大楼一座。伯父生前一直对我们说：“五华是一个贫困县，五华要发展就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搞好教育。”伯父真可谓大公无私，他生前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其子女生活并不很好，但他所得的房产补偿费，没有分给自己的子女，而是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和伯父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多次公开对其子女说：“怀古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确实是这样，伯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很感人的。1992年3月间，我妻子慧珍不幸患癌症，被送到广州市肿瘤医院动手术。伯父知道我妻子的病情后，要我陪他去医院看望慧珍，而当时伯父也刚中风不久，行走都还不太方便，我劝阻不成，最后我只好违心的陪同伯父到医院看望慧珍，对此，我们全家人都很受感动。慧珍的手术动完后，伯父又再次到医院探望慧珍！从这些事例说明，伯父是很注重亲情的，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为有一位慈父般的伯父而感到骄傲！
1995春节前夕，伯父打电话给我，要求我们夫妇春节期间到广州和他老人家一起欢度春节。对此，我们夫妇也很乐意。这年，伯父已是九十岁高龄了！他刚好住进省交通厅分配给他的新房，共四室二厅。这年也是我们第一次和伯父一起欢度春节的。春节前几天，当我夫妻俩到广州和伯父一起过春节，伯父显得特别高兴！在此期间，我每天陪伴他左右，听他讲家史，讲他早期在五华领导农民运动的情况，听他讲大革命失败后，他到国民政府第四军张发奎部队时如何经受国民党特务考验，如何帮助四军建设军校；讲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如何帮助越南国家主席，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胡志明同志离开广西边境返回越南，和如何和日寇打仗的情景；特别是当谈到他1949年5月在龙川县老隆举行武装起义的情景，伯父更显得特别兴奋，有时一天连续讲二、三个小时，他都不觉疲劳！而且越讲越有精神。当时他还对我讲了广州解放后，原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找他谈话的情况。他说：广州刚解放时，叶帅想把他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调到广州接管公安系统的卫戍工作。当叶帅征求伯父意见时，当时伯父出于公心，提出边纵第四支队的大部分官兵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带过来的，可能政治思想觉悟不高，需要整编，而未能接受叶帅的建议……谈到这些情况，当时我就认为伯父的思想太纯正太髙尚了，简直是没有任何私利，一心为党的利益着想！谈到这些，后来联想解放后，四支队全体官兵整编解散，转入地方工作后，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四支队不少保十三团起义的老部下，战士受到冤、假、错案，一些人被革职返乡，一些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被关押劳改流放到东北地区。而这些人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才逐一被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一些人虽然平了反，纠正了冤假错案，但纠偏不彻底，长期受压制。一些人被逼得妻离子散，有的人被迫害过早的离开人世！对此，伯父有时表现深深的遗憾而内疚！因此，那时他对我流露出这样的感情，他说：“如果可能，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东江和珠江边上！”这年春节，我和妻子和伯父整整相住了一个多星期，这一周是我听伯父讲说其一生传奇故事最多的一次，也是我受教育最深的一次。
在伯父病重期间，1995年5月间我又专程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探望伯父。这次是伯父第二次住进省人民医院！这次见了伯父，比起春节时我们见面，看上去伯父却消瘦了许多，精神也比较差，但其脑子仍然很清醒。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在医院不敢太打扰他，坐了一阵子，我就想告辞了！但是，他不要我走，要我在医院多陪他，并叫我在医院买饭食，并叫我晚上陪他，我既不忍心占用他太多的休息时间，但我又不愿离开伯父，因此，我答应晚上再来看他，说有事先到商店买点东西。后来我见了乐华夫妇，告知伯父要我晚上去陪他的事，但乐华妹说，伯父近来身体不好，也休息不好，叫我晚上暂不要去见伯父了，以免影响伯父的休息。为此我改变计划，晚上我去看望姑妈了，而那晚没有再去探望伯父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我再次到医院看望伯父。伯父见了我就问：“为什么昨晚你没来看我？”我说看姑妈去了。这时保姆小贺说：“昨晚伯父一直在盼望你来看他，但你没有来，让伯父很失望！”听了小贺的话之后，我才意识到昨晚我没有来是多么错啊！为此，我只好向伯父赔礼道歉！伯父没有因我的过错而责怪，反而叫我坐在他床边，然后拉着我的手倾吐他积压内心的话题！我完全理解伯父此时的心情，他感到孤独，需要自己的亲人在他身边和他倾谈，不管有些旧话谈过多少次，但和自己的亲人相见交谈，他就会感到兴奋，感到亲切。为了让伯父高兴，我更多的是听他讲话，同时顺着他老人家高兴的话题来谈。上午我不觉在伯父身边坐了三、四个钟头，中午十二点过了，伯父也吃完了午饭，我怕影响伯父的休息，便提出要离开伯父，准备回深圳了。伯父听后又说：“先不要走，再坐一下。”我听从了伯父的话，在医院继续陪伴伯父，我还对伯父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叫伯父好好治病，保重身体。时间一分一秒的很快过去，到了下午一点多钟，我告诉伯父，我已买了下午二点钟从广州——深圳的火车票，现在我要到广州火车站东站乘火车回深圳了，这时伯父点头同意我回深圳，然后他深情的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我离开他，这时我发现伯父眼角有泪水，我只好强忍自己的感情和伯父道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我和伯父的永别！6月25日，我接到乐华妹打来的电话，说伯父病危要我赶快到广东省人民医院看望伯父。
听到伯父病危的消息后当天，我即时乘火车到广州探望伯父。到了医院，伯父还未断气，我急忙拉着伯父的手，告诉他我已到了。伯父这时已处于昏迷中，不能说话。十分钟之后，医生高叫心电图不好，成了直线，这证实伯父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为了料理伯父的后事！我和远图、漓强、曾敞和继猷等兄弟研究如何处理伯父的后事问题，随即召开家人会议，分工负责分头进行工作。远图总负责，我协助远图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是：和省交通厅及省政协，省委组织部商讨伯父的生平评价问题，和召开追悼会的要求，规格等。伯父去逝后，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同志到医院对我们家属进行慰问，并提出我们家属如有什么要求可向他们反映；省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肖耀堂同志，省交通厅李配武厅长等都亲自出面，安排有关单位、有关人员具体办理伯父的丧事。应该说，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交通厅等领导都很重视。1995年7月3日举行伯父曾天节的追悼会时，出席人员有五、六百人。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交通厅的领导及伯父生前好友，原中国人民觧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的老战士都派代表参加伯父的追悼会。原伯父的战友，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林若，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广东省政协主席郭荣昌，省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人民觧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政委郑群，以及过去的省委、省人大、省政协和省政府的老领导任仲夷、梁威林、吴南生、寇庆延、杨立、杨应彬，何宝松，祁峰，张泊泉等许多领导均参加了伯父的追悼会。追悼会庄严肃穆，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追悼会上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嚎啕大哭！为了表达我对伯父的追悼之情，我给伯父送了一幅挽联：

悼念敬爱的伯父：
为党为国殊途坎坷 粤东起义卓著功勋；
为政为民克己奉公 高风亮节风范长存。
侄 曾庆怀 敬挽

伯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伯父最后安葬在广州市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