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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樵 · 时间: 2006-10-11 周三, 下午3:54 标题: [原创]利刃难断患难情

　　又是“晓气沿崖秋色冷，凉飙吹树桂香浮”的时节，我又重回魂牵梦萦的桂花村。山还是那座山，高耸入云，嵯峨崴嵬。只是当年我与知青们手植的杉苗已拔地参天。山泉依然那样清沏，只是临流濯衣的姑娘们已不是当年的女知青和山妹子。已没有牧童横跨牛背悠然自得地吹着芦笛的景象，倒是常看到衣着时髦的年青男女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从我身旁驶过。村口的桂花树树冠比数十年前大了许多，躯干也粗大不少，枝繁叶翠，生机勃勃，繁英密蕊，馨香醉人。惹得蜜蜂嗡嗡营营，蝴蝶彩翼翩跹。村里建起了好几座别墅似的豪宅，高高的阳台上竖着电视机天线，与那些破败古旧的砖木结构的农房掺杂在一起，有点象鹤立鸡群。一看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建的。远远看去，山上的茶园绿意醉人，当年豆蔻年华的山妹子桂馨，常在那茶园中唱电影刘三姐的插曲，那甜美的歌声飘荡云间，吸引住农田中劳动的知青们侧耳倾听，而今斯人已逝，芳魂杳杳，使我有睹景伤情的感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春寒料峭、霪雨霏霏的上午，我与数十名知青，乘坐着东方牌的卡车，来到这群山环绕的桂花村插队落户。卡车上贴着“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滑稽的是贴出标语的并非知青，而是那些根本就不想到广阔天地，总是赖在城市里吃清闲饭的人贴的。从那时起，我在桂花村栉风沐雨，用当时时髦的话说“战天斗地炼红心”。炼来炼去，那些慷慨激昂地赌咒发誓一辈子扎根农村闹革命的红五类子女，走后门、找关系，招工的招工，上调的上调，上工农兵大学的上工农兵大学，一个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只有那些号称为“黑五类子女”的，只能日复一日在这里修理地球。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当年一位与我命运相同的知青，好几次参加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虽然成绩总列第一，却因为家庭成份高被拒之门外，直至四人帮垮台，才圆了大学梦，如今成了博士生导师。并成了研究生院主任。博导博导，当年与我餐风卧草。倘若江青在位，至今落魄潦倒。如果我这位当年老友看到拙文，盼能不忘乡下人的艰难，莫向大学生们乱收费，宽大为怀！宽大为怀！！！

　　有句古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而在文革岁月中，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就象瘟神恶鬼，其子女也似乎面上也有了“贼配军”的金印，连亲朋戚友都怕被牵连，退避唯恐不及。连谈情说爱，也没有资格。同类结婚，闹不好说是臭气相投，“鱼恋鱼，虾恋虾，乌龟王八结亲家”，与红五类的人结婚，会有“腐蚀革命后代，拉人下水”的罪名。上山下乡期间，正是抓阶级斗争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珍宝岛事件的暴发，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强敌环伺，必须清除隐患，而隐患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有那些“妄图复辟变天的地富反坏右”，于是，在离桂花村不远的地方办起了“五七干校”，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反霸的老干部，一个个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戴高帽，挂铁牌、搞喷气式，而村里的那些黑五类，也是在劫难逃，严刑拷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七斗八斗，斗得你灵魂出窍，斗得你觅死轻生。谁自杀了，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永世不得超生”

　　然而在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荒唐年代，仍有远胜无价之宝的患难真情。这种真情，足可感天动地，催人泪下。时隔三十余载，回想起来，仍使我荡气回肠！我刚到桂花村不久，就从一位饶舌的农民的口中得知，村中有一位大右派。据说原来当过解放军的卫生员，文化干部，立过二等功。后来转干到大学读书，当过大学学生会主席，是个高才生，57年成了省内极右派。

　　那位农民神秘兮兮地指着一位相貌俊俏的农嫂对我说；“瞧，那个婆娘叫桂露，多少人向她求亲，都被她拒绝了，不知她吃了什么迷魂药，竟然嫁给那个大右派，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以后她一辈子要陪他被人家瞧不起，连孩子也要跟着倒霉。如果嫁给我这个根正苗红的贫农，社会地位有多高，人漂亮却哪么傻！”。我听后，暗笑他这个生着一对斗鸡眼的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过后很想认识这个大右派到底是啥模样。因为57年反右派时我还在读小学，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许多漫画，把右派分子描绘成相貌狰狞挥舞血淋淋的屠刀向党进攻的妖魔鬼怪，这个大右派咋会由解放军功臣变成向党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真是奇哉怪也？那个时候，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白热化阶段，五类分子们虽是夹着尾巴做人，却是朝不保夕。哪一天要大难临头，都难以预料。我虽想认识这位大右派，却也怕惹祸上身。因为那时有句话说“亲不亲，线上分”，如果与“阶级敌人”过从甚密，就有“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之嫌，不但要打倒在地，还要踩上千万只脚的。已有不少人被整得跳河、跳楼上吊。因此我只得“明哲保身”，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

　　这位大右派叫李陶平，并非满脸横肉，却是一位面目清秀的书生。带着深度眼镜。想不到这位大学高才生，干起农活来却是顶呱呱的，犁田、耙田都是好把式，插起秧来又快又直。但大寨式评工记分时，他因为是阶级敌人，评的工分只比我这个啥都不会的知青多两厘，当时一分工分只有人民币六分，全劳力十分，而李陶平就是七分八厘。但他从不争执。生产队长分配给他的总是最重最累的活，他总是无声无息地去干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喜欢唱歌，有时站在高高的山头上，唱起《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中的唱段，他正在干活的时候，也会停下来，向我含笑点点头。但两人之间，很久没有讲过话。因为两人心中明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非常时期，还是少说为佳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一些善良正直的农哥农嫂口中得知，李陶平为人很好，而且心灵手巧，他会裁剪缝纫，常常免费为农民们缝制新衣。他写得一手好字，常替农民义务写春联。他在部队里当过卫生员，也钻研过中草药，常为农民治好一些疑难杂症。因此，农民们表面上对他冷若冰霜，却是装给专政队看的。一位农嫂告诉我，村里的专政队长，他的儿子突然患了绞肚痧，不省人事，浑身冰凉，亏得李陶平挺身而出，满头大汗为他刮痧，才从奈何桥上把小子的三魂七魄拉回来。五七干校一位曾当过县委书记后被打成叛徒走资派的老干部，被专政队监督上山砍柴时被毒蛇咬伤，毒性发作，生命垂危，也是李陶平闻讯赶去，用路上采的草药治好蛇伤。我想，这样富于同情心的人，怎会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右派？

　　有一天早晨，晨曦熹微，百鸟争喧，我突然听到村口的晒谷埕传来悠扬的笛声，吹的是《扬鞭催马运粮忙》，笛声时而徐缓，时而激越，令人暇想联翩，如痴如醉。似乎听到马蹄声碎，车轮飞转，似乎听到骏马嘶鸣，看到沿途的绚丽风光。我想，谁将笛子吹得如此动听。我悄悄走近晒谷埕，竟然是大右派李陶平，他似乎也陶醉于笛声中，连我走近都浑然不觉……，我想，在那备受凌辱的艰难逆境中，他仍然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可能相信终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重见青天，才有可能吹出激越亢奋的笛声。

　　但山雨尽快袭来，村里那位专以整人为乐的专政队长，为了展示他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不顾李陶平对他有救子之恩，把魔爪伸向了李陶平。那是一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夜晚，桂花村的晒谷埕上被四盏大汽灯照得如同白昼。一个临时搭成的批斗台写着触目惊心的大标语“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几个虎背熊腰的专政队员，把几个五类分子五花大绑，推推搡搡，押上了批斗台。文质彬彬的李陶平也在其中，眼镜的镜片被打得其中一个有好几道裂痕。李陶平中一跛一跛地走着，专政队长一脚把他踢跪在地上，我看见桂露疯了似的扑上台去，又哭又嚷，要护住饱受摧残的丈夫，但凶神恶煞似的专政队长硬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她抓下台去，派几个民兵强制押回家中。他杀气腾腾的宣布，“谁敢捣乱会场，就是现行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绝不容情的！”批斗会在群众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中召开了，第一个批斗的就是李陶平。

他的罪状就是：
一、有现行反革命言论，说林彪是奸雄不是英雄，脸黄肌瘦，根本不可能永远健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用花言巧语骗取贫农女儿为妻，腐蚀红五类。
三、用小恩小惠来拉拢贫下中农，没有行医执照，用青草药拿贫下中农的身体做实验，用心何其毒也！
四、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怀有阶级感情，走资派被毒蛇咬伤，那是罪有应得，他迫不及待翻山越岭去救治，足以说明走资派是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如果让走资派再上台，就是阶级敌人翻天之日，就是贫下中农再吃二茬罪、再受二遍苦之时。
五、吹奏反动歌曲，如满江红，说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怒发冲冠”，怀有刻骨仇恨。

　　我听不下去了，满腔怒火熊熊燃烧，原来“阶级敌人”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弥天大罪就是这样定出来的！这比秦桧的“莫须有”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看会场人山人海，根本没有群情激愤的场面。反而有些农嫂的掩面啜泣。我悄然回到住宿的草房，路经李陶平的家时，发现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守着，可能是防止桂露再次大闹会场。我听到屋子里传出锥心裂肺的凄惨哭声。这哭声，被呼啸的山风传得老远老远……

　　几十年过去了，四人帮倒台后，我离开了桂花村。高考恢复后，我上了师范学院，并当上了正式教师。我听说李陶平也得到平反，先是在学校执教，退休后回到桂花村安享晚年。我此次重回桂花村，除了想看看当年那些待我甚厚的农哥农嫂放牛娃，也想看看历尽劫波的李陶平。

　　一位妩媚秀丽的山妹子听我在打听李陶平的住处，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你找我姑丈？我带你去。”，我跟在她的身后，来到一座新盖的两层楼房。楼房并不豪华，院子里却是群芳竞放，姹紫嫣红。李陶平正在八仙桌上挥毫泼墨，想不到他居然也是丹青妙手，一幅令人叹绝的山水画，展现在我的眼前。上面题有诗句，铁划银钩，笔力雄健。他虽年已古稀，却精力充沛，耳聪目明，可能是在农村长期磨难，反而因祸得福罢。

　　他一下子认出了我，居然也知道我离开桂花村的经历。久别重逢，恍如隔世，我们品着香喷喷的桂花茶，言及往事，唏嘘不已。我问他，当年是怎样被划为极右派的，听完之后，我大吃一惊。原来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后转干到大学学习，因品学兼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由于一位任党支部书记的女生与他关系不错，告诫他不要人云亦云，免得惹祸上身。他干脆溜入图书馆，搞起学术研究。后来校党委批评他身为学生干部，必须起先锋带头作用，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只得组织同学发言，但他本身并无发表言论。更谈不上“向党猖狂进攻”。

　　我问他，你怎么不辩解，他苦笑着说：“你哪有可能辩解，越辩解越显态度恶劣，罪加一等。”他说，当时划右派，是定百分之五的指标的，有些单位为了完成这个百分之五，把一些根本没有反党言论的人也划为右派。我也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某单位无法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一个积极分子自告奋勇说：“为了完成这个指标，把我添上吧。”他哪会料到从那时起当了二十年的阶级敌人。四人帮倒台后，右派分子们才劫后余生，那是多少民族精英呀！前朱总理，前文化部长王蒙，刘绍棠，张贤亮、丁玲……，还有那些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李陶平告诉我，与他同时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有不少已辞世而去，他能生存下来，是不幸中之万幸。

　　在凄风苦雨之中，他的妻子不顾人们的冷嘲热讽，威胁压迫，硬是以真挚的爱对待他。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时，妻子悲泪盈眶，采来草药为他疗伤，守在病势沉重的他的身旁，渡过多少个垂泪到天明的不眠之夜。当妻子分娩难产时，他用在部队当卫生员及进修所学的医术，硬是握住婴儿的脖颈，把孩子从产道中拉出来，使妻子绝路逢生。他亲自为为孩子剪脐带，洗身，没有钱买营养品，他知道产妇的胎盘很有营养，就瞒着妻子把胎盘洗净，加上红糖姜母煮熟，让妻子吃下。过后又攀山越岭，采来中草药，帮助妻子恢复身体。我听着，眼眶不禁红了，这是一对情真意挚的患难夫妻呀。

　　我问李陶平，桂露与孩子们近况何如？他脸上浮现欣慰之色，他说，“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并都有了幸福的家庭。桂露到城市替儿子管家去了。我现在退休赋闲在家，退休金有一千三百多，我每月给妻子存500元，她陪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没有她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岁数比她大，应给她留下一笔钱。再来我给孩子存500元，剩下的自己够花。闲时养花种菜听莺赏霞，或是练练书法，画几张国画，其乐无穷，晚年若此，余愿足矣！叶剑英元帅诗云：“满眼青山夕照明”。我能有这样安乐的晚年，比起那些惨死在文革中的开国元勋，那些在历次运动中丧生的无辜人们，我应该抚膺自慰。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好象有篇文章叫《恶梦醒来是早晨》，总算恶梦醒来，熬到了这霞晖满天的早晨！”

　　听着老人的肺腑之言，我内心充满对这对患难夫妻的真挚敬意。我的耳畔，似乎又响起那激越悠扬的《扬鞭催马运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