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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chunlin]

中国乃至世界人民都知道，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他的诗词艺术，既赋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情趣，又具有独特甚至超神的词风诗格，在整个诗词王国里，他无疑建造了自己的丰碑。笔者才疏学浅，试就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毛泽东诗词的主要特点

在探求毛泽东诗词的特点时，我们首先可以充分估量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毛泽东即是一位既善于打破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伟人。因此，我们也就很自然地窥见毛泽东诗词艺术特色的三个巨大的支撑点：一是创新精神；一是天纵灵逸；一是豪雄之气。
就毛泽东诗词的具体特点分析，主要莫过于以下八点：
(一)诗睿义精，思逸超神。如《沁园春·雪》这首词，首次公开发表于10年之后1945年的《新民晚报》上。该词以豪迈的英雄气概，通过对祖国北方壮丽雪景的描绘，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了极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他咏雪抒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数我国历史上对统一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并批判了两千年来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高度地看到了历史的真正主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该词的问世，因之不凡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宣部马上召见了报社主管人大加申斥，然而，当时重庆出版界却不顾其反对意见，相继转载该词并加以评论，使这首词在当时的境况下，大放日月之光辉。
(二)天机颖异，语妙理新。周、秦、汉的书籍中记载着我国自古流行的血吸虫病，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对于这么一个“瘟神”的枯燥题材，毛泽东居然能在瞬息间写下《送瘟神》七律二首，且诗句妙极、明理新深。其神笔之快可从诗前的寥寥数语中见到：“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其诗中“华佗无奈小虫何”，“牛郎欲问瘟神事”，“六亿神州尽舜尧”以及“天连五岭银锄落”到“纸船明烛照天烧”等诗句，都是深入浅出，意厚情深，感人肺腑。
(三)豪气倾海，壮志凌云。这从毛泽东早年的诗词中处处可见。从《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来看，虽然是他发表最早的作品，而词中的冲天豪气则非同小可。上阕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句，意即：“面对这辽阔的宇宙，引起深沉的思虑，我不禁要问，这无边无际的自然的发展和变化，究竟谁来主宰?谁来掌握?”，而在下阕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句，则在高声倡议和号召：“革命的青年团结起来，参政议政，揭露黑暗的社会，积极宣传真理，把那些反动军阀、官僚视作粪土！”且上下阕各以问句结尾，壮志不同凡响。
(四)意趣酣昂，典高喻深。在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可窥见一斑。该词仅短短lo行46个字，却行行均有“词眼”：“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这起首两行把当时红军早行军的情景跃然纸上，而“西风”、“霜”点出气候寒冷；“晨”、“月”说明时间很早；“烈”字则烘托出形势紧迫。接着，“霜晨月”三字的重迭，不仅是应词律的要求，而且在意义上承上启下。“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两句中，“碎”反衬出静寂与严肃，“咽”则声调深沉壮烈，渲染出红军坚强勇敢。下阕“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全词的中心，“雄关”二字则紧紧扣题。“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比喻生动，字字铿锵，气势雄伟，色彩鲜明，意境壮阔，自然通达。用典突出的诗词，堪称《沁园春·雪》了。该词下阕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可谓句句带典，比喻确切，好似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剧。
(五)情浓韵活，格律严谨。从韵律方面来看，最讲究的诗是《七律·长征》，全诗的“闲、丸、寒、颜”加上首起韵的“难”，这五个音韵均是在古韵上千声中押的阳平韵，按十三辙来核对，完全合“言前辙”，按一百零六韵严核，“难、丸、寒”在“十四寒”中，“闲、颜”在“十五删”中。可以说，这首诗韵是非常严格的。然而，毛泽东的诗韵还是“求活重意”。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江、慷、桑”押的阴平韵，而“黄、王”则押阳平韵。用《佩文韵府》对照，就用得更活了：“江”是上平声中的“三江”(险韵)韵；“慷”是上声中的“二十二养”(中韵)韵；而“王、黄、桑”又是下平声中的“七阳”(宽韵)韵。从格律看，毛泽东均按词牌诗律尽可能达到，十分严谨。如《七绝·庐山仙人洞》，就像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忆山东兄弟》一样，完全按照七言绝句的第四种平仄格式——仄起首句不起韵式格律而作，仅仅只有“松”、“无”二字由仄变平的一丝之差，然而，其“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两句诗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充满着深刻的哲理，被誉为千古绝章，任何古诗人也难以比拟。
(六)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七律·长征》这首佳作，最早刊于抗战初期的上海某报，又被苏北《淮海报》转载。这时的原诗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似等闲。五岭苍茫翻细浪，乌梁滂沱走泥丸。金沙拍岸悬岸暖，大渡桥横铁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而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解放日报》刊登时修改了不少；第二句“似”改为“只”；第三句“苍茫”改为“逶迤”；第四句的“梁、沱”改为“蒙、薄”；第五句“拍岸”改为“浪拍”、第七句“更”改为“且”；只有第一、六、八句未作改动。后来，毛泽东还接受了多方的意见，又在二修上再修，成为现今那首定型的《长征》诗。
(七)化静为动，熔旧翻新。毛泽东在其诗词创作中，能够触景生情，创造一种意蕴隽永而鲜明生动的“物”的意象。如他运用拟人、比喻等艺术手法，把山这个静物就写得生龙活虎，栩栩如生，把意与景融为一体，情与景冶于一炉。我们从《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等作品中，就可以领会到毛泽东笔下赋予山的意象以新的生命。
(八)先词后诗，炉火纯青。从本文笔者所列毛泽东40多首诗词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5年以前，基本上是填词创作，而《长征》诗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陆续创作一些诗作。从列举的篇数看，也是词居多数，真正的律诗绝句仅有十二首。但这些诗，绝大多数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二、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形式

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岗山岁月，即从秋收起义到第二次反“围剿”；第二个高潮是从1934年秋到长征结束，且多半是在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行军途中，于马背“哼“出来的诗；第三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初步建设时期，即50年代到60年代初。根据这几个创作高潮的此起彼伏，其诗词的结构形式也随之变化。
笔者认为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四：
(一)“词牌式”。这主要是在第一个创作高潮期。几乎全是填词，如菩萨蛮、沁园春、西江月、清平乐、采桑子、如梦令、减字木兰花、蝶恋花、渔家傲、忆秦娥、虞美人、贺新郎、十六字令等，大都创作在这一高潮期。
(二)“近体式”，或曰“格律式”。这大多创作于第二、三个高潮期。我国这种诗的体式始于唐初，是从远古诗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诗体形式。这种诗体是在字数、声韵、对仗、对粘方面都有格律规定，它主要是律诗和绝句。绝句主要是七言绝句和五言绝句两种；律诗除八句的五言、七言外，还有长于八句的排律和只有六句的小律。小律为三韵，较长的排律尚可换韵。毛泽东的“近体式”诗主要是七律和七绝面世，且为数不算多。由于这种格律诗要求甚严，对创作的束缚大，所以毛泽东对这种诗体特别认真，正如前面所举的三改《长征》诗例一样，力求于精于深于新。
(三)“古风式”。这也在第二个高潮期。就以1937年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的《祭黄帝陵》为例，不难看出该诗创作的激情和艺术功底。这是一首四言古风，从“赫赫始祖”到“皇天后土”，共计五十六行。其中“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等诗句，实可谓震撼人寰。它完全可以与《诗经》中的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王维的《酬诸公见过》以及两汉、魏、晋的一些优秀四言诗媲美。
(四)“现代式”。严格遵守格律，但又敢于推陈出新，这是毛泽东诗词的另一形式美。这主要是在他第三次创作高潮期。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生活纷繁多样，新的词语，外来词语不断增多，语音发生不小变化而适当放宽格律、韵律而推出新的结构形式。如在七律的格律形式上，放宽到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在押韵上不强求106韵，而只要符合十三辙便行。毛泽东的律诗和个别绝句基本上按这种新形式创作的。在他的后期所填的词也用了不少新词浯而放宽词牌要求。如《念奴娇·鸟儿词问答》就显得尤为突出：“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雀儿答道……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等等。简直像随便说话似的写将出来。以致晚年的郭沫若也按此新体写过一首《水调歌头》的词，即有“大快人心事……拥护党中央”之类的句子。

三、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

总起来讲，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似乎给人这样的感觉：挥洒自如，无意刻求，却效果颇佳。用李白的话说，乃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当然是“功到自然成”的高度表现。达到这种“高度”，便必然形成他特有的艺术风格。下面浅述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几种表现：
(一)“玄言诗”风格。西晋末年至东晋年间，社会上盛行一种诗与哲理结合的“玄言诗”。历来文学评论家对“玄言诗”持否定观点者居多，笔者不敢苟同。当然，这里不是说毛泽东模仿晋朝的“玄言诗”而作，他初期写的一些“言志”的诗，自然形成了一种“玄言”的风格。如打破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蔑视礼教，反对并决然奋起推翻统治者的超前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玄言”风格的表现。如在《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作品中便可窥见。
(二)“豪放诗”风格。这种“豪放”型风格。早在唐诗起蒙，后在宋词长成。李白、杜甫，自居易，苏轼、范仲淹、辛弃疾……在诗或词的创作上，都是感情炽烈、性格豪爽、放荡无羁，以致成为流传千古的诗人和词家。毛泽东具有“豪放诗”风格的例子很多，无须列举。我们仅从毛泽东与他的老同学周谷城的一次谈话中可见真谛。
1961年“五·一”节后，周谷城应约写了一首《献衷心·五一节晋见毛主席》的词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其词曰；“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是晚11点钟，毛泽东一见到报上发表的这首词，立即电话召周谷城面晤：“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J”“只有一首”，周谷城回答；“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最后，毛泽东说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结束，一同进晚餐。
我们从这段对话里不难看到，毛泽东赤诚处世，性情豪爽，主张写“豪放诗”否则将“过不得”也。
(三)“幽默诗”风格。毛泽东不仅人豪放诗豪放，而且人亦幽默诗亦幽默。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所说“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不凡举其诗句已得知：“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见《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见《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见《十六字令·山》之三)；“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见《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见《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见《七律·冬云》)；“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均融幽默于诗词的字里行间，
达到了直白诗无与伦比的效果。
(四)“寄情诗”风格。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既有叱咤风云的伟大气概，又跟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在他的诗词中，公开发表与文友的和诗和词的有四首，除宣传革命道理、探讨社会问题外，也有颇浓的友情味道。尤其是写给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诗词，渗透着深切的爱恋。除前文提到他热恋中写的《虞美人》外，还在1923年写的《贺新郎》词中曰“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表达了他对杨开慧剪不断理还乱，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也勾画了当时他们夫妻相知、相亲、相爱的深深感情。
1957年，当毛泽东收到杨开慧烈士的朋友、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一封信后，在复信中亦寄了一首《游仙》的词相赠，后来改题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的首句就情不自禁地写出：“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此情莫不催人泪下，它同时又表达了毛泽东对革命先烈深切悼念的崇高革命感情。“我、君”对举，“失”字连用，使全句感情色彩至深至浓。“骄”字又在文意上兼指“杨、柳”，更是意义深长。这一情致，既颂扬了杨开慧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也赞美了柳直荀生前英勇战斗、生气勃勃的英姿，激励对方引以自豪，化悲痛为力量。总之，毛泽东在这首特别的“寄情诗”里，以情扬词，批判地吸收了神话故事，将人间天上、革命现实和艺术幻想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这便是毛泽东的“寄情诗”。另外，毛泽东的“抒情诗”风格和“戎马诗”风格也尤为突出，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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