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灵魂
——一个诗人与深圳的对话
刘虹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我的第四本诗集《结局与开始》的选编中，我总是有一种命运的追迫感。仿佛是仓惶出逃前，急于以诗的方式为前半生划个绝然了断的句号；又好像将从深渊浮起，以绝境逢生的激情，欲为余生标点明亮的感叹号而预留一些心理空间……
“生，或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哈姆莱特式的追问，对于人类的精神创造，或许愈益成为一个永恒而尖锐的面对。我生命的留痕，在这本诗集中显得既不连贯，也不从容——一、四、五辑，多为1987年底来深圳之前所作；二、三辑，为近年之作（其中不少篇什其实是电邮信件里的赠答）——这之间竟中断了13年！这段触目惊心的空白，令此时慌乱抚过的指尖饱胀着痛切……
若硬要对前后两阶段的创作作一概括，大约前段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后段则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热与冷转换，同具生命的真诚和质感，只是后阶段更多一些欲飞折翅的无奈与惶然。
在此，我必须面对自己，检点这段生命的空白。
1987年底，伤寒重症初愈、尚待休养的我，草草收拾了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飞机，开始了我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后期。刚读中学的我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军列载着大人们的愁容苦脸和孩子们的莫名兴奋，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我５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的诗的涂鸦、直至十多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我诗的今生今世。
“我在世上太孤单了但孤单得还不够／为了将每小时奉为神圣／我在世上太渺小了但渺小得还不够／为了在你面前是一个实体／忧郁而又聪颖……”满脑子装着里尔克的诗（当时权作自画像），只身闯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慷慨赠予我的生命体验，可谓五味俱全，至今难说已梳理清楚。尽管四年前整理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生命的情节》时，曾在洋洋洒洒近五千言的“后记”中试图彻底梳理一番。
当年挥别长江沿岸一座省城的父母，挥别诗坛刚刚鹊起的“声名”和广播电台文学编辑的工作，朦朦胧胧带着一个诗人梦，以及一个女人痛彻心肺的破碎爱情，走进人地两生的特区，甚至不知面对的是开始，还是终结。
幸亏物质、精神各握有一手——300Ｗ小电炉上过了两个春节、煮过三年方便面；而里尔克的诗，则成了我最初描写深圳的作品（主要是报告文学）的题记和引言的来源。在不到一年时间便换了三个单位打工的艰难日子里，是行囊里这本薄薄的诗集，给我疲惫的心灵以抚慰；这束智慧之光，穿透半个多世纪俗欲纷披的世界，烛照苦难，引领精神，在弥漫的孤独中给我以相互印证的愉悦……
1998年，当朋友们对我的诗集《生命的情节》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和香港首届“龙文化”海内外华文诗歌金奖表示祝贺时，却不知我其实惶愧得很，甚至在心底自嘲。在《自我拯救：走出文化人的惶惑》为标题的创作谈中，我这样写道——
说来真惭愧，这本迟出的集子中所收入的诗作，几乎都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仅有的几篇深圳之作，也并非是正经创作，而是朋友间交往的即兴式赠答，甚至干脆就是日记。它的迟出，不是将已发生的生命情节提炼得更精华，相反，恰恰成了我生命搁浅的证明。翻开十年前的作品，感到一种被逼视的窘迫；更为这些年几乎与诗绝缘，陷入深深的惶愧。
初来深圳时，连续几年，找不到自我的方位和安放心灵的归宿，像一片落叶在环境的湍漩里被动地沉浮、打转。从在内地闲适的工作环境沉缅于象牙塔中的精神漫游者，一下落到深圳街头为饭碗、住所疲于奔波的求职者，这只是最初的反差和失落；最要命的是顽固不化、九死不悔地抱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价值论，不苟且求利、甚至不屑于虚与委蛇，这就必然被钉在身心的永恒漂泊和价值座标的失重中，因而长久地惶恐不安着，又本能地坚守着……求真探索的中断，难以进入新的创作状态，无疑是生命激情的退潮和创造力的搁浅。这本集子的命运，不得不与我的生命状态同步。
曾经对来深圳看我的老师调侃自况：“我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只是股票中过负彩，赔惨了；但有一条可谓最大收获，就是我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举座哗笑。
这调侃并不轻松。然而，我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
“创作谈”写到这儿，便看出了我的自相矛盾或曰梳理不清：一方面为自己生命创造力的搁浅而惭愧，一方面又为这搁浅寻找理由。也许用几年前从一本时髦的书而来的一句时髦的话作了结最容易：生活在别处。
然而，此时此地的“生活”该由谁承担呢？是的，你必须承担你自己！“生活”在此处的走向构成你的命运，却最终来自于你的性格。一个文化人（尤其是诗人）的个性中若有太多的自恋、软弱和俗根，他必在长久的惶惑、失衡中备受煎熬而贻误生命。
接下来，我进一步分析了深圳文化人的处境与心态——
闯深圳的文化人，除了心里本来就没“种”的仿制品，大多都会在最初的生存挣扎中，陷入失落迷茫、失重怀疑、失衡痛苦、本能抗争又难以突围的心路历程……如果一个文化人求真欲的本性不够强大，在上述状态中终会导致人格分裂，处在永远的失调和无所皈依中。长久地处在浮躁喧嚣、功利外搏的环境，身陷围困中又不能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不能经常地静观心灵，反思自问，寻溯初衷，守望灵魂，无疑将使文化人的心性越来越浮华、粗糙，因而越来越没有文化……
以上分析，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耳闻目睹，大伙儿都挣扎得很苦。一位诗友为生存的挫折，而毅然踹掉铁饭碗千里迢迢到特区下海经商，结果被骗赔光，从此一蹶不振。另一位诗友与他的二个文兄文弟在二线关外合租了一间破屋栖身，发誓要当中国第一代真正的自由撰稿人（我当时作为编辑，深为他们的激情所感染），但很快入不敷出，不欢而散。几年前，更有一位搞出版的诗人，在诗友中倒卖书号而锒铛入狱……我并非要从一般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上来评价特区里诗人各个不同的世俗生存方式，只是想说明在“诗”与“物”之间，诗人较之一般人所负载的更多的心灵挣扎的痛苦，以及寻找减轻痛苦、平衡内心的方法之必要。
于是，在“创作谈”的最后一节，我试图追根溯源——
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其实，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
——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你如何要？
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长时间不去沉静心灵、沉淀思绪、对自我发问，并真诚地用一生去探求答案，而是在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多样化的物欲诱惑中，把浅近的目标当作了归宿，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从而迷失了人性的根本——在人格的自我完善、精神的高度提升中获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感，及至最高的生存自我肯定感。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里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
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人生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而选择时的取舍标准则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如果这是我试图开出的物欲横流中坚守心灵的“药方”，或许它并不通用，但确是我十多年的真诚感悟和经历的朴素总结，意在提请人们、更是告诫自己：超越缤纷尘俗，时时回应人类健康本性的吁求，不断自我完善，从而不断摆脱心灵的惶惑与挣扎所导致的生命搁浅。
此刻，翻检这篇几年前写的“创作谈”，心底突然闪出一丝“后怕” ——它真的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都已涵盖周全了么？它对人性的挖掘到根底了么？是否会被误解为“精神苦行僧”？的确，如何既能不懈地进行精神求索，同时又能承担好自身的生存及与世俗社会的尽量兼容，这也许不仅是一个“度”的把握，有时竟成尖锐的“两难”，逼人痛切割舍。
尼采显然深谙人的逐乐本能，在谈到学问（泛指求知、求真）的目的是否能创造最多可能的快乐和最少可能的痛苦时，他特别强调快乐与生命的质量，主张必要时可用物质世界的痛苦作为换取高尚欢乐的代价：“也许我们尚不十分清楚学问有能力阻挡人们去享乐，应使他们更冷静、更庄严和更能克制自己。但是，它可能转变成最大的痛苦创造者——不过，或许我们会同时发现它的反作用力：它有使另一个新的欢乐的星球世界发光的无限能力。”
是的，当一个人选择了诗，就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在同时选择一种生活姿态，乃至牵引且渗透你一生的践约生命的方式。
诗人，把握你自己，你也能享有尼采所推崇的欢乐。
我是两个音响之间的沉寂，
那极不和谐的两个：
因为死亡这个音响总想升高——
但在黝黑的间歇中两个
终于颤栗地和解了。
而歌声仍然是美丽的。
忽然在多年前的旧笔记本中翻出里尔克的这几句诗。作为一个在物欲愈发甚嚣尘上的世界守望灵魂的诗人，我应把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当作自勉。
(2001年岁末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