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那一类人的街道
——姚彬其人其诗
李海洲
A面：一个青年名叫姚彬
B面：一个诗人名叫姚彬
A面：一个青年名叫姚彬
2004年夏天的时候，一个曾经为中国历史贡献过廖亦武和各色鲜活榨菜的小城--重庆以东的涪陵在颁发一个所谓的文学奖。据说这个充满自由分配精神的奖项很是好玩，大家仿佛回到了排排座、分果果的幼稚园时代：作协领导组织发奖很辛苦，当然得留下一部分给自己，老同志自费印书更不容易，虽然很久没在刊物上发表什么作品，但城市的文学需要票友就像打架需要围观者，不发奖人家不玩了那可是城市的严重损失……我们可以设想，那真是幸福的日子啊，涪陵城那些所谓的作家们快活地背着背篓等待着颁奖，脸上洋溢着伟大而宽容的微笑……。但更多善良的人们却发现，这次分奖大会居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十年来这个城市继廖大胡子之后最重要的诗人：姚彬。一个在我看来应该被圣琼佩斯引为“我和我那一类人的街道”般优秀的诗歌青年。
涪陵城颁奖的那个夜晚重庆充满了酒气，当我和现在主义的两把好刀刘清泉、邱正伦在灌下一打啤酒后，电话那边一个醉熏熏的涪陵哥们告诉我：热爱文件写作的评委们读不懂姚彬的诗歌，所以我们可爱的姚青年光荣落榜了。老实说那一刻我没有觉得任何悲哀，我知道温和而宽容地憨笑着的姚彬也和我一样，当对某种体制或者事件齿冷到了极点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温文尔雅地漠视，你得知道，在这个时代，能够对文化官僚们表示漠视、并且是温文尔雅的漠视已经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一种崇高的品质。很久以后姚彬只是偶然在电话中奇怪地表示过他的疑惑：为什么2003年作协为他开了作品讨论会，而2004年又说读不懂他的诗。我对这个可爱的问题作了一个可爱的回答：那是因为2003年的作品研讨会开得不够深入不够彻底，所以必须要再开一次。
其实现在主义的所有诗人都知道，姚彬是不会在乎这个什么奖的。就像另一位重要的涪陵籍作家牛陷冰说的那样：姚彬永远是体制外的写作者，如果有奖金的话姚彬只会痛惜那笔啤酒钱落空了而不会计较那个证书和奖杯……实际上，作为现在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姚彬身上保持了太多外表俗气而内心大气的品质。这个长相和我一样有些不太对得住重庆人民的70后青年，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乐观而充满着憨笑的人。由于新闻职业的原因，他可以战士般以笔为马地介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而谈到文字，他又严肃、冲动、单纯得一塌糊涂。你得知道，这个时代兄弟间的文字较量一般都与网络、豪情、酒、生活的悲欣有关。在我们共同的网络根据地"现在在线"上，姚彬总是那个会把某个诗歌问题单纯地研究到死的人。他会被自己的诗歌烦恼或快活得柔肠百结。你总是能够看见他在网络和生活中呼啸奔来--这种奔跑的方式，隐藏着太多关于时代的忧伤和诗歌的秘密，更多的时候，他总是会让我想到俄罗斯那些平民写作天才。
重庆很多写诗的人都知道现在主义有“三绝”，那就是姚彬的憨笑、邱正伦的口水、杨见的花衣裳。其中尤以姚彬的憨笑最为经典，这家伙见了谁都是一脸憨态地微笑，他笑的时候一般是把嘴尽量张到饱和程度以便完全露出他象征主义的牙，当嘴张到你都快怀疑要流出口水的时候，他的两道短眉才好看地一阵乱扬，这时候你就会听到几声闷想--抱歉，那就是姚彬兄弟的笑声了。更经典的是有一回姚彬跑到重庆来开会，被邱正伦、牛陷冰等人的诗歌和酒强行搞醉了，他居然就保持着这种憨笑的姿势被我们抬到房间，并以同样憨笑的姿势快活地睡去。所以江湖上的传说是，姚彬就是以他的这种憨笑把他那如花似玉的老婆搞掂的，所以我那可爱的弟媳经常给兄弟们上诉姚彬当年有骗婚的嫌疑，但都被大伙打回上诉维持原判了。而有时候一晚上面对这种姚彬式的憨笑过剩，我的牙也有些痒痒的，就想一拳打在他脸上看能否把他的微笑直接打停，对这个问题他认真思考了1分钟后坚定地说，不会，并说由于他的牙齿坚硬，我的手肯定会受伤，至少缝10针。这话一出口我基本上就当场晕死掉了。
在诗歌之外的时间段，姚彬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外号：姚记者和姚农民。半瓶酒下去之后姚彬就会憨笑着把胸口一拍：我就是农民。其实这个扬名于70后的诗人兄弟真的有着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农民出身的他干过太多你无法想象的诸如挑粪工之类的工作，在朋友们面前他也从不隐瞒那些艰苦地和梦想一起上路的岁月，这让我对他总是暗怀着一份并不仅仅是兄弟间才有的敬意--与背叛过去无关，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最起码的人格正视。而姚记者这个称号，是因为作为报社记者的他在当地老百姓中享有的声誉，2003年我和牛陷冰、《星星》诗刊的老鄢等人到涪陵去参加他的作品讨论会，陷冰在出租车上给他打电话，旁边的驾驶员惊讶地问：你们居然认识姚彬？下车的时候死活让我们节约了的士费。而在涪陵城和姚彬一起走在街上，满街都是云雀般此起彼浮的招呼"姚记者"之声，场面很是壮观，像一个九流歌星来到人民中间。间或会有一辆轿车停下来，里面老板模样的人在大声喊：姚记者，到那里去哦。这时候我们的姚记者就会土豪劣绅般一摇三晃地露出他特有的憨笑，屁颠屁颠地说：来了几个哥们，喝点酒哦……。
而朋友之间总是有永远喝不完的酒和永远谈不完的诗歌。涪陵对于姚彬而言其实是一座缺少对话的充满孤单的城市，80年代的李亚伟们为什么要流浪，那是因为缺少对话和兄弟在天涯。姚彬和更远的现在主义诗人杨见、黑皮也是一样，他们总是会趁着夜色悄悄摸到重庆，直接摸到波尔多或者二锅头身边。然后在早晨的时候从文字和重庆兄弟们的酒精中醒来，又悄然摸回到自己较为边缘化的城市——是啊，去见一个或者一群朋友就是去远方喝一场夜酒，这是多么伟大和浪漫的寂寞啊。
刘清泉曾经说过：这样俗气而真实的姚彬如果不写诗，那实在是诗歌人才的浪费。在涪陵城街道拐弯处或者自家小区键盘前盘算着诗歌的姚彬，其实是一个物质和家庭生活安定团结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老婆孩子的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那些真实而琐碎的平凡生活中抬起头来，去做一个诗歌精神上有用的人。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过：今天的诗人不应该是苦行僧，不应该再是长发飘荡胡须乱飞地作流浪汉般的"愤青"状，在我们看来，今天的诗人应该融入这个时代的生活、经济、人文，并和这个时代一起成长。从这个角度而言，姚彬的写作和生活其实已经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我知道，像姚青年这样的人哪怕只是永远呆在一座城市甚至村庄，他的灵魂也在大地中行走，那不是肉体的流浪--那是灵魂和精神的流浪。
B面：一个诗人名叫姚彬
就那些吵吵嚷嚷的70后“年代数学理论划分家”而言，被地域至上所暂时遮蔽的姚彬应该会成为他们将来目光短浅的明证。匠心的阅读者会发现，姚彬诗歌写作上文本和思想的真正自由以及他对当下生活的切入和诗意解决其实是很多70后诗人所不具有的——实际上，在花掉几个夜晚对姚彬诗集《重庆，三点零六分》的系统阅读中，我很多次地被他诗歌中所带给我的遥远而亲切的“陌生感”所打动。这个过程中，我至少读出了一些也许已经被这个年代诗人们遗忘了的关键语，比如：提取和记录生活的悬崖、诗歌作为历史的一种旁证，再比如一个诗人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病史等等。
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时代的确不缺少那些所谓的必将随着泡沫消失不见的大诗、史诗性东西——那是我眼中的诗歌强暴者和诗歌沉疴，也不缺少那些花里忽哨、一辈子要求坚决抒情到死和口语到没有口水的诗歌老青年——在我看来，今天的我们最缺少的应该是那种与生活和时代病菌息息相关的作品。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下游的姚彬刚好具有了写出这种作品的条件和能力，作为新闻人，他能够最底层地进入这个时代和社会最险要和荒芜的根部，而作为诗人，他又可以用最智慧的眼光去发现时代或社会中的小感冒。他在2003年的短诗《我们何时结的婚》中写道：从中山路到兴华路/要经过一个叫儿童乐园的地方/
--每到这时/我们有着共同的努力：/放慢脚步/
看哪一个像自己的孩子/有时我们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阴影/那是来自内心的发问。这是我读过的关注社会问题的当代最优秀的同类诗歌之一——冷叙述的笔调、貌似简单而杀机暗藏，在突然间，他会带给你巨大的震撼。这样的阅读快感，我只在老杨黎80年代的诗歌中读到过。
所以说当那些以误读为生存根本的批评家们在把政治诗歌当作时代性的重点而大放阙词的时候，我快活地发现，姚彬已经用他更多的系列短诗轻松放翻了已经被上纲上线的"时代性"。事实上，像《我们何时结的婚》这样的作品在姚彬的这部诗集中较为常见，比如《0号商铺》、《S巷》、《幻象：卡莱啤酒屋的累赘叙述》等。没有任何所谓学术参照，这其实就是一个优秀诗人正常反应下的社会关怀。当我们厌倦了抒情并希望像金斯堡般在中途醒来，那么姚彬的该类型诗歌会告诉我们一种方向。其实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病菌，而时代也需要为他记录下病史的人。从这个角度上讲，一个好的新闻人不仅能够成为一个不错的社会学家，而且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诗人，比如姚彬。
具体到诗歌技巧上，我在对姚彬诗歌的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喜欢用奇怪的排比和一些表面老化的词语。比如《爱情日记》中：我爱你的美貌/你的气味你的笑容/你的感觉/你生活的手法。再比如《名词：奔跑》中的"奔跑最后什么也没说"。我这样的个案举例实际上会造成对诗人诗歌内容的支解或者产生误读，并从而有沦落为一个诗歌批评家的危险。其实我想说的是，当一个诗人对任何修饰手法和任何入诗的词语不加选择的时候，除了说明他诗歌技艺上的游刃有余之外，还说明了他在写作上的充分自信和写作状态上的极度放松。著名诗人龚静染曾经对姚彬诗歌的一个评语是：姚彬的诗歌读上三遍以后，你会发现他是大高手。我相信这话没有任何吹捧的意味。实际上，姚彬诗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表面看凹凸不平的东西，那不是笔力不济、也不是技术上的刀法问题，而是一块好玉的本质，类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严格意义上讲，天然好玉是不需要打造的，而姚彬不是诗歌上的银匠而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诗人。比如姚彬会写下"果子还差两刻钟霉烂/世界应该进入这个唯一的主题。或者：1966年栽下的桃树/开过十年的花/第九年被我遇上/结下了一枚黑色的果子/咦，黑色的果子，在深夜3点闪亮……有些粗糙或者说读来有些"隔"吗？仔细再一体会，那是只有同谋者才能体会到的阅读上的先苦后甜。比如当你读到“咦，黑色的果子”甚至另一首“7月30
日的凌晨3点/爱情忽然要自杀”之类的句子时，你会奇怪这家伙怎么能够这样写诗。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你不会因为自己写作路数的异同而敌视另外的写作方式，那么你就会必然认同姚彬。
这里还应该涉及到一个文本自由的问题。在现在主义诗人中，有两个诗人的写作速度和数量一直在很大程度上震惊过我，一个就是何小竹《杨见为什么写诗》中的杨见，另一个就是更年轻的诗人姚彬。这是我的朋友中对自己的写作最为自信的两个人。也许是为了抵御杜拉斯所说的写作上的孤独感，姚彬在写作上始终给我一种半晕厥半疯狂状态，其写作速度之快和产量之高，让我一直怀疑他是古书上说的那种“自是指物作诗立就”的传统型才子。无论是任何风物都能够带出神来之笔。曾经有朋友称姚彬的“词语（事物）入诗”是不一点讲究的是随便乱放置的。其实不然，写作上的快手和写作上的天才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而后者在完成按照内心写作的同时，也达到了自由下笔皆成华章的境界。从这个程度上来看，姚彬的文本自由早已不仅仅是停留在玩弄小词汇和寻找入诗突破口上那么简单。这样的写作首先是勇气，然后是需要一个内在、朴素的人去轻松说出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个体关怀。
除了对时代的诗意记录和文本上的自由外，姚彬的《家庭书》、《从星期六到星期五》等巨制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边缘化生活的解读可能。上海的新锐诗评家赵思运对《家庭书》的论语是：绝无一般诗歌歌颂家庭幸福的温情主义，他只是在俗世幸福的框架内充溢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逼视，内涵的丰富与暧昧甚至解构了传统诗歌中的"幸福"。实际上，身处社会的中游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边缘，作为诗人的姚彬和作为社会人的姚彬都曾经有过轻度的迷茫和疑问。《家庭书》里的命运变迁和《从星期六到星期五》中的精神、物质生活的双向背离--其实是姚彬想建立一种自己的道德和生活秩序。尤其后一首诗中还暗藏着不易发现的诡异的思辩意味。这让我感到姚彬是想用更为真实的写作来寻找精神和审美价值上的同路人。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类人的写作其实就是在不需要任何技巧地为社会和地域化写作，当你发现他具有坐标性的同时，他和他的诗歌就会在你认为无关痛痒的时候把你拿下。
而另一个向度上，尽管姚彬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自己的某些诗歌喜欢"特别去强调地域的开放性和严肃性"，但我仍能够感觉到地域的落差和背景的异同带给这个优秀的诗人的伤害。正如他曾经在一首叫做《涪陵涪陵》的诗中所说：涪陵涪陵
/趁我现在还在写诗/
我不断把你写进文字里/
我和你有着一样的遭遇……。城市和生活其实离梦想太远，即使仅仅只是想做一个梦想的同路人，但城市也会给你制造更多错误百出的小乱子，所以诗人总是现时代和生活的思考者和矛盾者--尽管不需要荷尔德林还乡的火把，我也知道姚彬会经常想到离开涪陵城，去重庆、北京或者比鹰更远的大地深处。但由于那片土地的深沉和某些秘而不宣的原因，他总是很多次地打消自己一剑西去的念头——2004年某一个夜晚，当我和姚彬在涪陵城酒至半酣后，站在那条著名的乌江边，看着涪陵城的万家灯火，我就在想：涪陵城啊，你应该善待姚彬，善待这样一个矛盾、单纯、优秀甚至有时候草率的诗歌青年。你得知道，每一个城市都需要灵魂和精神的抒写者，而姚彬无疑是你最好的对象。但乌江无语，涪陵城无语，他们不知道我这声音暗哑的兄弟对于一座城市人文和精神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