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裏流出的是血……
——答北京《大地訪詩人》叢書訪談
劉虹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一位詩人朋友在北京漂了多年，以勤勉努力、義氣和才華主持著一家民間大型叢書的編輯出版，當然是關於詩歌的。他早就說要對我進行一次詳盡的訪談，作為惟一的女詩人放到他的《大地訪詩人》一書中，我卻一直推著拖著，提不起興致。最近，他終於不耐煩等下去了，寄來了一氣擬下的３０多個訪談題目，看得我直暈，每一個題目似乎都是一篇論文的架式，以我的身子骨，哪里爬得動這３０多級臺階——不過，其中有幾個題目逼視我的目光格外酷烈，不容我回避。我只好歪歪斜斜地迎上去——
1、我和你雖從未謀面，但我相信你不是那種輕薄浮囂的詩人。你2002年出版的第四本個人詩集為何名為《結局與開始》（好像有北島的意味）？你的文學簡歷？
答：《結局與開始》的確是仿用北島一首詩的標題《結局或開始》。是概括我當時生活的“臨界狀態”，希望舊的結束，新的開始。雖然無論在生活還是寫作上，至今都難以對這一狀態有效突破，但作為一種積極的自我期待吧。文學簡歷如下：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國家二級作家。深圳報業集團主任編輯。深圳新詩研究會副會長。1976年開始在《詩刊》、《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星星》、《中國作家》、《青年文學》、《中華文學選刊》、《詩選刊》、《雜文選刊》，臺灣《創世紀》、《藍星》、《乾坤》、《葡萄園》、《中華日報》、《世界論壇報》，香港《大公報》、《香港作家》、《詩世界》、《詩網路》、《當代文學》、《香港文學報》，新加坡《文學》，菲律賓《世界日報》，馬來西亞《清流》，澳大利亞《澳洲新報》、《酒井園》，美國《新大陸》、《亞省時報》，日本《海陸風》（英文、日文）等報刊發表了700多篇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等作品。
公開出版過四本個人詩集：《初秋的落英》、《生命的情節》、《劉虹短詩選》、《結局與開始》。有80多首詩被選入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多種詩歌選集和詩曆中。
曾10多次在全國新詩大賽中獲獎；詩集《生命的情節》1998年獲深圳市青年文學獎和香港首屆海內外華文詩歌“龍文化”金獎；詩集《結局與開始》2003年獲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提名獎、中國作協《詩刊》社詩歌藝術文庫2002年度優秀詩集獎；散文《大西北，一支永遠的歌》1995年獲廣東新聞（副刊作品類）一等獎……
1987年參加了《詩刊》社第七屆全國青春詩會。
2、如何概括你到深圳之前和之後的詩歌創作？兩個階段有什麼不同？
答：我在《結局與開始》後記中曾概括為：前一階段可稱為廣闊些的“大地憂思”，後一階段則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熱與冷轉換，同具生命的真誠和質感，只是後階段更多一些欲飛折翅的無奈與惶然。
我1976年開始寫自由詩並在《詩刊》發表作品。當時跟朦朧詩一代人北島、舒婷他們的創作主題比較接近。朦朧詩是對傳統的叛逆，充滿對“文革”和中國苦難的反思，對民族劣根性的反思。我那時主要是批判的角度，個人生存的痛切感遠遠沒有在深圳這樣，因為那時我還沒有真正獨自體驗過底層的東西，在北京解放軍總部優越的環境長大。最早是林彪事件，很受震動，開始思考。還有上大學以後接觸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紅衛兵，他們的思想解放比較早，對我影響比較大，所以我跟朦朧詩思想淵源比較近。“大地憂思”主要指憂國憂民的意識，包括對民族劣根性和文化傳統的反思。
來深圳時我仍是一種詩人的心態，還是要做文學夢。這之前遭遇一場情感打擊，處於人生的低谷，又得傷寒病危，剛一出院就懵懵懂懂地來了深圳了。初來時顛沛流離，寫詩的容易“犯傻”，“自絕”於幫我走捷徑的人，有點精神潔癖，加上病體尚未康復，這樣就比一般人多走了許多艱難之路，也更多一些掙扎感。在深圳，我的個體生命才第一次體驗到了馬斯洛“人生需求五層次”中最低層次的落差，這不僅僅指物質，還包括精神。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說1990年代以後的中國，原來只有精神暴力，語言暴力，現在加上市場經濟時代的經濟暴力，造成人身依附關係更嚴重。目前下崗工人生存困難較多，農民就更不要講。所以，從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從我過去輕飄飄的生存優越感到觸模“切近的存在之痛”，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轉變。詩人和其他藝術家相比，最大的特點是敏感，嚴格一點講，就是疼痛感。如果喪失疼痛感，就不可能寫出具有心靈力量的作品。著名學者周國平和餘傑都說過類似的話。
“大地憂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臨下、悲天憫人，我那時是跳出來客觀地觀察比較多，有些“隔”；更直接的、切身的是在深圳，走到了“存在之痛”，置身其中。此外，還因為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非常強烈，如果我有半口飯吃，我就會想著精神生活上的要求。也就是說一個理想主義者，肯定是有著更多自尋的痛苦，所以我為什麼會寫到“臨界狀態”、“刀尖上的舞蹈”這樣的詞。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民族的痛苦——從痛感出發，我覺得就抓住了寫作的本質。而以前多是從“思考”出發，現在走到了“痛感寫作”（另一種意義上的“身體寫作”？一笑），詩人主體意識更強，更加直接進入詩歌。我喜歡看人文哲學類的書。有良知的詩人更應在作品中體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
3、你對“女詩人”、“女性書寫”和“女性意識”是如何認識的？性別差異之於詩歌表達重要嗎？你是否認為詩人、特別是一個女詩人應該保持一點精神的潔癖？
答：先答最後一問：是的。我很欣賞張承志的這個詞：清潔的精神。
我歷來反感從太生物學的角度談兩性寫作的差異。女作家、女詩人、女性書寫、女性意識、女性視角……等等，無論是他人評判還是女詩人的自我觀照，都應該首先把自己當作一個——人！首先追求活成一個真正的人，寫出真正的人話，以促進社會的更加人化。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性別的區分。這是一個邏輯的、也是一個現實的不能跨越的前提。性別差異（何況是書寫）永遠不會大於物種的差異！試想，在這個人難以活成人的世界裏，不去關注和揪心人與動物越來越小的差別（大的物種之別）和人的生活品質的低下，卻本末倒置地奢談男人女人說話的那點差別，豈不顯得過於矯情、過於誤導？讓我們面對得更樸實一些吧：首先關注、並力求使詩人的喉嚨把人的聲音發得更好，解決人的共性這一前提性問題，再細究音質的陰與陽吧——因為喪失了大物種的界定和根本問題上品質高下的評判，一切關於性別的話題都是虛妄之談：在“人”之外談陰陽，實際上談的不過是“公”與“母”，哪里夠得上男人女人？我在幾年前為自己的另一本詩集寫“推銷詞”時就已痛感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而刻意寫到：劉虹秉持“先成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邏輯，絕不標榜所謂“女性詩歌”和“女性書寫”，她強調“大寫的人”的詩歌，強調以最樸素的靈魂貼近這塊土地，以一顆自我完善著的健康心靈，真誠關注“人如何活成人”的苦難歷程，而不是把自己超前消費成“小女人”——若物種不明，或共性之大品質不被關注，卻一味侈談書寫性別，這也許是拿詩作秀。劉虹追求一般女性作者較少有的大氣、厚重，也重視探索人性內涵的細膩之筆，尤其是深圳所特別賦予她的冷峻思考……
西蒙·波伏娃在她著名的《第二性》一書中，談到現代女性的成長時就特別強調：“她們決定，在做一個賢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個完整的人。”要做好一個女詩人，與此同理。
再說了，給詩塗口紅、穿露臍裝就靠近了所謂“女性意識”麼？近10餘年的市場經濟大潮早令社會上的“性別意識”畸形氾濫。在環境的或暗示或明示的慫恿下，女人們（包括某些女寫手們）仿佛忽然明白了性別的交易價值（交易方式不盡相同而已：直接的、間接的，雅些的、俗些的），所謂“功夫在詩外”；也越來越懂得了“注意力經濟”，在吸引眼球上，似乎正在為自己的“性別優勢”而竊喜——一個畸形的時代，竟將“第二性”變成了自我感覺良好的“優勢”！
我們的歷史傳統中，一直把女性釘在“被看”的位置上。如果說五四以前的女性多是被動無奈於此位的，如今的許多“新女性”卻已“進步”到主動地引誘“被看”，去刻意迎合“他者”的目光。這其中的一些女寫手們更是赤裸裸地標榜“身體寫作”、“下半身詩歌”，在作品中津津有味地進行感官自模甚至自瀆，還自以為是“現代”、“先鋒”和“前衛”。其實恰恰相反——在這個封建土壤格外深厚的男權國度裏，且男人們的“看”欲格外形而下的市場化語境中，這種迎合和引誘只能強化封建舊時代加予女性的“被看”地位，而它喚醒的也絕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識”，因為“人格獨立”這一基本指征的缺席，喚醒的也許更多的只能是低層次的以“性意識＋交易意識”為主要內容的所謂“性別意識”，它放逐的正是現代主義的“人的意識”——這實在是歷史的倒退，女性的倒退，詩歌的倒退。試看現今社會，文壇內外有多少女人忙著為招徠更多悅己者“容”著，“被看”情結強化到了病態的地步，還美其名曰“征服男人以征服世界”！毫不掩飾引誘“被看”的世俗功利目的，因而恰恰在這裏，既喪失了女人作為人的主體性，又污染了作為女性的真正內在的“性感”——純情！有豐富內涵的浪漫純情、童真無邪，水晶一樣折射繽紛光彩的深刻的透明，此乃曰“純粹”（姑且稱之為“精神潔癖”；正是《紅樓夢》裏那句話：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而這才是女性與男性最大的差異（男性更功利，因為更看重社會角色的被肯定）——所謂“性別意識”，先要廓清這一概念上的混亂吧。毫無疑問，越是“純粹”的女性，其人、其書寫也才可能越“性感”、因而越稱得上具有“女性意識”。
將“性感”只理解為外包裝確是如今的庸俗風氣。而庸俗、狹隘地理解諸如“女性意識”、“女性書寫”之類，且作為對女作家的衡尺，令多少嚴肅的女作家不屑與為謀，認為是自落窠臼、自我貶低。鑒於此，我從不自稱、也不喜歡被人介紹為“女詩人”；我曾幾次要求介紹者去掉這個“女”字，以和“小女人”們有所區別，以避開如今詩壇容易罩在這個字眼上的中國特色的曖昧色彩。記得張潔文章中提到，當她總被人強調為“女作家”隆重推出時她曾激憤地說：“我幹嘛非得賣這個‘女’字！不亮出這字兒，我就當不好一個作家不成？！”——好一個“賣”字！真是對如今世道、文道、包括女道一針見血！要弄懂“女性意識”這個字眼，去讀幾遍張潔的《無字》吧。這就是中國女性在血淋淋中逐漸蘇醒和建立真正女性意識的一部心靈史！可能因為過於慘烈，還因為起點太高，而終點又廢墟得令人怯於面對，讓人少了些閱讀時審美經驗的圓融感和一般女性作家的柔雅、潤澤感——然而，正是其直面真實生活（包括絕望、廢墟）的勇氣和對女性命運的深刻思考，使人在幹硬、粗礪的敘述中更感受到它的博大恢宏、醍醐灌頂。這是一個大寫的女人的生命痛哭和決絕冷笑……
其實這個問題可歸結為一句話：如何成長為一個高素質的、豐富的現代人，這應該是男女作家們需用一生來完成的首要的課題。在此基礎上，力求在寫作中忠實於自己的天性，那麼，所謂“女性意識”的表達，應該是“水到渠成”的——我們又何必那麼刻意？殊不知越是刻意地捨本逐末，便越顯得矯情、虛假和病態。
忍不住還要補充一句：需要突圍張潔——張潔式的“女性意識”的建立太痛苦、太自戕了！尤其是應對這塊土地上“男性意識”的可悲狀況，美好女性的生命如此殉葬太不值了！雖然純情是女性性別的最重要底色（其他所謂“家園意識”等等多為派生物），但若總是以身飼情、屢遭毀滅，是否應學會有所保留，對自己的生命負一點責任？從而自一般的女性意識之中突圍，上升為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生價值的現代意識上來。同時還需反思一下：在內心深處是不是真的走出了“被看”的歷史語境？因而在寫作中面對廢墟和絕望可不可以少一點“披頭散髮”？不
一定總要把男人作為女人生命的最終定義者吧？也許保持人格上的徹底獨立，換個角度去“看他”（至少是“對視”），生命之河才能更加寬廣、激蕩？
無疑，一生反抗“被看”意識，是成為真正的現代女詩人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4、我並不認為你是多麼“熱門”的詩人，而是感到你的詩中堅持了一種主要的東西。比如俄羅斯偉大傳統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對價值立場的堅守等等。讀你的詩為何會禁不住讓人想起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
答：我肯定不會、也不追求成為所謂“熱門詩人”。首先，在當今社會的價值座標上，我多年以來恪守“精神邊緣主義”，不圖見容於主流社會，而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人類的終極價值：人格獨立與自由。一個堅持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要成為社會的良心，其姿態就是——永不合作。這主要指的是他的前瞻性、先鋒性和由此而來的批判性。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永遠在為社會指出新的標高，鞭撻現實中相對落後的東西，此乃所謂“批判現實主義”？我在10多歲當革命小兵時就已朦朧感到，“社會肯定”與“自我肯定”在我身上可能永難一致，而我更看重後者。無論生活還是寫作，我都只聽從內心的呼喚，忠實於生活賦予我的真情實感，而不去關心冷熱之類的問題。
其次，如果“熱門”指的是詩藝上的“潮頭”與時髦，那於我也難：我在詩藝上趕時髦的願望一直不強，倒是本能地有某種沉潛的傾向——更看重內涵的表達。我至今尚未真正進入把玩詩藝手法、形式翻新的實驗領域。對於我少得可憐的時間和精力，那把玩是令我羡慕的奢侈，我只能勉力抓住主要的——關於詩歌中人的靈魂的飛升、現代意識的張揚和精神的力度等體現作者人格力量的東西。心底一個固守的原則是：內容永遠大於形式。當然，“熱門”不了，也許更多的還是因為自己無能。
我非常喜歡俄羅斯文學藝術，尤其喜歡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的詩。我為她們、乃至整個俄羅斯民族精神氣質中那種“苦難中堅守的高貴”而感動和震驚！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風格，那麼守住悲壯和沉鬱（優雅在頑強抵抗破壞時的堅韌化、粗礪化、壯闊化和深刻化？）也是一種大美，一種有力度的美。可一些東方民族骨子裏鈣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貧乏，導致他們的小風雅在遭遇暴力時，只能是噤若寒蟬或恐懼呻吟，甚至乾脆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氣，和價值的虛無主義，徹底消解自我形象和人生原則，信仰更是無從談起。一個不願堅守與擔當、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權是仰、惟利是圖的民族，何來高貴？苦難可以造就出悲壯，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就看什麼樣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而這，正是俄羅斯文學藝術長久感動世人的奧秘所在。
5、你好像提倡詩人應有某種高貴的東西（“精神貴族”？），有何所指？它的當代性位置何在？當口語寫作、世俗化和平民化寫作氾濫之時它的意義何在？
答：相對於紅塵滾滾的粗糙的物質生存世界，詩歌肯定是精神貴族的奢侈之物。這裏不要混淆概念，“貴族”之謂，並非指人身份的高低貴賤，而主要是從價值觀念角度說的——有些人更看重感官享受和社會地位，有些人更追求精神生活和心靈的自由。現代主義思想包含的平等觀念、獨立人格、尊嚴意識、自由思想、博愛之心、終極關懷、以不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的個人幸福追求、以承擔自我形象為基礎的誠信品德和人生責任感、以及任何艱難困苦也不能遏止的靈魂飛翔的渴望等等，這些無疑都是“高貴”的題中之義。在這個社會轉型、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中泥沙俱下、物欲橫流、精神萎縮、人格秩序失範的年頭，更迫切地需要永不泯滅精神之光，提升人的心靈素質，以免在紛繁物像的各種誘惑中迷失自我。這既是詩人自我修煉的需要，也是詩歌的現階段使命。
作為“精神貴族”的詩人，我大約要強調以下特徵：在人生目標上秉持理想主義，追求自由和真善美；在與“生活”相處時，顯得羅曼蒂克，童真、易感，好奇心、求真欲，易蹈虛、不務實，美感敘事、不計代價，看重精神生活、有點心理潔癖……而庸俗、市儈、委瑣、粗鄙、紙醉金迷、蠅營狗苟這些非君子、無品位的形象，肯定是和“詩人”的稱號相悖的——當然，這個常識在1990年代後的中國詩壇也許已被“刷新”了。但我們談的是真正的詩人，而非玩票者。在盛產經濟動物和痞子的年代，做精神貴族是奢侈的，更是艱難的，因而才是難能可貴的。
詩寫中保持品位的高貴，與口語化表達、平民化立場似乎並不矛盾呀——最根本的還是看所表達的內容，底線在於：必須是言而由衷的嚴肅寫作。
6、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大潮空前釋放了人們的欲望，人心失守，道德淪喪，深圳尤其是人性的大實驗場，而你恰恰在那裏堅持寫詩，你是出於“鬥士”般的熱情或癡迷於詩，還是無奈、奮爭？對深圳有何感受？
答：既是無奈，也是奮爭吧。更多的是和自己較勁：看與這個殘缺的社會格格不入的我，能活出多少能量來。其實我剛漂到深圳時，好長一段時間無法寫詩，很慚愧的。後來我越來越看清了，周圍人們孜孜以求的一切並非我真正想要的，或者需要折腰索得而為我所不屑、所不能去要的。我是一個總要為生存尋找意義和價值的人，所以後來又回到詩。近些年對詩絕談不上“癡迷”或“鬥士般熱情”，回來，是因為沒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可去。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的寫作姿態其實是……絕望。或者說，是害怕面對絕望（這似乎有了一點魯迅當年的心境？）。我曾隨手記下一個詞：絕境書寫——書寫絕境。這倒反而比10年前平心靜氣得多，從容得多，因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麼在等著你了。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如果這就是所謂走出了“靠青春期激情的寫作”，殊不知這是多麼大的無奈啊！
至於與深圳“相處”的感受，還是抄一段我的詩集《結局與開始》的後記吧：
我曾對一個老師說，“我是個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來世俗功利上無所求獲。但有一條可謂最大收穫，就是我的人格經受住了破壞性試驗……”舉座嘩笑。這調侃並不輕鬆。然而，我只能按自己的價值觀，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識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來調節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接下來，我進一步分析了深圳文化人的處境與心態——闖深圳的文化人，除了心裏本來就沒“種”的仿製品，大多都會在最初的生存掙扎中，陷入失落迷茫、失重懷疑、失衡痛苦、本能抗爭又難以突圍的心路歷程……如果一個文化人求真欲的本性不夠強大，在上述狀態中終會導致人格分裂，處在永遠的失調和無所皈依中。長久地處在浮躁喧囂、功利外搏的環境，身陷圍困中又不能有意識地自我放逐，不能經常地靜觀心靈，反思自問，尋溯初衷，守望靈魂，無疑將使文化人的心性越來越浮華、粗糙，因而越來越沒有文化……文化人在這個遠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標，在物欲橫流、價值錯位中守望靈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其實，這不僅僅是當今文化人面臨的問題，它也程度不同地體現著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恆惶惑——
你是誰？你到底要什麼？你如何要？
這是正常人性最深處的疑問，也是人類亙古以來面對自身的永恆追問——這便是人類開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門的鑰匙。社會轉型期、商品經濟大潮中出現的道德淪喪、精神委瑣和人性異化的所謂“現代病”，就是在滾滾紅塵中弄丟了這把鑰匙。長時間不去沉靜心靈、沉澱思緒、對自我發問，並真誠地用一生去探求答案，而是在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多樣化的物欲誘惑中，把淺近的目標當作了歸宿，把手段當成了目的，從而迷失了人性的根本——在人格的自我完善、精神的高度提升中獲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感。及至最高的生存自我肯定感。
求真欲，是人類的基本本性，也是脫離動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對宇宙、對自身無休止的發問，對大道、對真理百折不撓的尋找，對破譯客觀和主觀之謎的永恆渴求——這種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創造物質文明的動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觀世界裏不斷得到昇華，不斷被更高地文化著。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價值觀。人生的歷程實際上就是不斷選擇的過程；而選擇時的取捨標準則主要取決於一個人的價值觀。只有具備強烈求真欲、身心潔淨的人，才不會為一時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羈絆，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囂塵上時有自我放逐的勇氣……
7、我界定你是一個堅持“半傳統”寫作手法的詩人。你對傳統與現代之關係如何認識？斷斷續續20多年的詩寫歷程有何感受總結？
答：這個界定也許有你的道理，但並不嚴謹。對傳統的態度當然是揚棄——有拋有留。你說的“傳統”，主要不是指古詩、而是五四以後新詩的吧？二者在藝術手法上的共同傳統之一，是都要求音律節奏，都多用暗喻和象徵的手法。1980年代後（尤其是1990年代後）的新詩則有很大的變化：淡化了韻腳而更講究詩歌的內在節奏；大量運用意象手法、以及轉喻和反諷，還有口語化、細節入詩等等，相對於古詩的賦比興，現代詩的手法無疑是大大豐富了表現力。
然而，我們提出任何問題都必須顧及到它的歷史語境——要有針對性。針對目前詩壇上忽視真情實感的表達而一味把玩形式、用花樣翻新的技巧掩蓋內容的蒼白這種捨本逐末的現象，我們難道不應該特別強調詩歌傳統中的“煉意”麼？“口語”、“細節”如果只流於自然主義，結果註定是消解了詩意；“反諷”如不建立在嚴肅思考之上，就很容易失之於輕薄和油滑。
手法永遠是為內容服務的。當“現代”在各個領域都成為了摩登標籤的時候，更要先強調一個詩人的基本素質以及它所表達的感受是否現代了、或現代著？當然，我並不是說表現手法的創新不重要（我也常常苦惱沒有更多時間精力致力於此），我只是重複一個常識問題，意在提請詩人、尤其是警醒自己擺正主次。
我的詩寫經驗若縮為一句話，就是魯迅那句名言：“噴泉裏噴出的是水，血管裏流出的是血”——好詩必須和詩人的靈魂一起熔煉；詩是活出來的，不僅僅靠舞文弄墨。
8、你少年時的生存環境比較優越（北京軍隊總部大院生長大），後來卻經歷了大的落差。這些經歷對你的寫作有何影響？
答：兒時的生活環境對一個人的一生應該說有著“奠基”的作用。父母都是老軍人，在石光榮式“大老粗”居多的軍隊大院，有點不同的是，父親是讀了7年大學的知識份子，母親類似褚琴但出身“成份”更高。所以在大院裏，我是一直有些“異類”感的。父輩給我素質的直接影響，是善良，剛正，平民意識，尊重文化愛讀書，喜歡作夢（包括一點身心潔癖）等。從小是學生尖子，小學三年級時評上過北京市三好學生，可謂一帆風順。如果正常升學，我可能會考一所名校的數學系。可是“文革”後期，隨“保皇派”的父母被發配去了新疆，我在新疆讀到初三便中斷了學業，當了邊境線上的戰備電臺報務員，天天值可怕的夜班。艱苦孤獨中，把寫詩當成了精神奮鬥和寄託。我曾在詩集後記中過於深情地回顧到：
“……從北京赴新疆，軍列載著大人們的愁容苦臉和孩子們的莫名興奮，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長途汽車，天蒼蒼，野茫茫，越走越荒涼。但西出陽關、有所隱忍的大悲壯，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擊心靈的大感動，無疑為我５年後在邊陲戈壁開始的詩的塗鴉、直至１０多年後參加《詩刊》社主辦的全國青春詩會這一段與詩結緣的歷程，鋪就了我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廣袤襟懷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鑄，則註定了我詩的今生今世。”
“文革”是社會的一次大的重新洗牌，似乎一夜之間就改變了一個人的人生軌跡。但我相信，落差較大的人生促使人更多地思考；經歷也是一種文化，有利於增加人的內涵和心靈的包容力，促進人格成長和思想深度。對於一個詩人的塑造，這些應該成為積極的因素。
(2003年1月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