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那一類人的街道
——姚彬其人其詩
李海洲
A面：一個青年名叫姚彬
B面：一個詩人名叫姚彬
A面：一個青年名叫姚彬
2004年夏天的時候，一個曾經為中國歷史貢獻過廖亦武和各色鮮活榨菜的小城--重慶以東的涪陵在頒發一個所謂的文學獎。據說這個充滿自由分配精神的獎項很是好玩，大家仿佛回到了排排座、分果果的幼稚園時代：作協領導組織發獎很辛苦，當然得留下一部分給自己，老同志自費印書更不容易，雖然很久沒在刊物上發表什麼作品，但城市的文學需要票友就像打架需要圍觀者，不發獎人家不玩了那可是城市的嚴重損失……我們可以設想，那真是幸福的日子啊，涪陵城那些所謂的作家們快活地背著背簍等待著頒獎，臉上洋溢著偉大而寬容的微笑……。但更多善良的人們卻發現，這次分獎大會居然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十年來這個城市繼廖大鬍子之後最重要的詩人：姚彬。一個在我看來應該被聖瓊佩斯引為“我和我那一類人的街道”般優秀的詩歌青年。
涪陵城頒獎的那個夜晚重慶充滿了酒氣，當我和現在主義的兩把好刀劉清泉、邱正倫在灌下一打啤酒後，電話那邊一個醉熏熏的涪陵哥們告訴我：熱愛檔寫作的評委們讀不懂姚彬的詩歌，所以我們可愛的姚青年光榮落榜了。老實說那一刻我沒有覺得任何悲哀，我知道溫和而寬容地憨笑著的姚彬也和我一樣，當對某種體制或者事件齒冷到了極點的時候，我們的反應就是溫文爾雅地漠視，你得知道，在這個時代，能夠對文化官僚們表示漠視、並且是溫文爾雅的漠視已經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一種崇高的品質。很久以後姚彬只是偶然在電話中奇怪地表示過他的疑惑：為什麼2003年作協為他開了作品討論會，而2004年又說讀不懂他的詩。我對這個可愛的問題作了一個可愛的回答：那是因為2003年的作品研討會開得不夠深入不夠徹底，所以必須要再開一次。
其實現在主義的所有詩人都知道，姚彬是不會在乎這個什麼獎的。就像另一位重要的涪陵籍作家牛陷冰說的那樣：姚彬永遠是體制外的寫作者，如果有獎金的話姚彬只會痛惜那筆啤酒錢落空了而不會計較那個證書和獎盃……實際上，作為現在主義不可或缺的重要詩人，姚彬身上保持了太多外表俗氣而內心大氣的品質。這個長相和我一樣有些不太對得住重慶人民的70後青年，是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樂觀而充滿著憨笑的人。由於新聞職業的原因，他可以戰士般以筆為馬地介於江湖和廟堂之間，而談到文字，他又嚴肅、衝動、單純得一塌糊塗。你得知道，這個時代兄弟間的文字較量一般都與網路、豪情、酒、生活的悲欣有關。在我們共同的網路根據地"現在線上"上，姚彬總是那個會把某個詩歌問題單純地研究到死的人。他會被自己的詩歌煩惱或快活得柔腸百結。你總是能夠看見他在網路和生活中呼嘯奔來--這種奔跑的方式，隱藏著太多關於時代的憂傷和詩歌的秘密，更多的時候，他總是會讓我想到俄羅斯那些平民寫作天才。
重慶很多寫詩的人都知道現在主義有“三絕”，那就是姚彬的憨笑、邱正倫的口水、楊見的花衣裳。其中尤以姚彬的憨笑最為經典，這傢伙見了誰都是一臉憨態地微笑，他笑的時候一般是把嘴儘量張到飽和程度以便完全露出他象徵主義的牙，當嘴張到你都快懷疑要流出口水的時候，他的兩道短眉才好看地一陣亂揚，這時候你就會聽到幾聲悶想--抱歉，那就是姚彬兄弟的笑聲了。更經典的是有一回姚彬跑到重慶來開會，被邱正倫、牛陷冰等人的詩歌和酒強行搞醉了，他居然就保持著這種憨笑的姿勢被我們抬到房間，並以同樣憨笑的姿勢快活地睡去。所以江湖上的傳說是，姚彬就是以他的這種憨笑把他那如花似玉的老婆搞掂的，所以我那可愛的弟媳經常給兄弟們上訴姚彬當年有騙婚的嫌疑，但都被大夥打回上訴維持原判了。而有時候一晚上面對這種姚彬式的憨笑過剩，我的牙也有些癢癢的，就想一拳打在他臉上看能否把他的微笑直接打停，對這個問題他認真思考了1分鐘後堅定地說，不會，並說由於他的牙齒堅硬，我的手肯定會受傷，至少縫10針。這話一出口我基本上就當場暈死掉了。
在詩歌之外的時間段，姚彬有兩個比較著名的外號：姚記者和姚農民。半瓶酒下去之後姚彬就會憨笑著把胸口一拍：我就是農民。其實這個揚名於70後的詩人兄弟真的有著一種常人難以想像的經歷，農民出身的他幹過太多你無法想像的諸如挑糞工之類的工作，在朋友們面前他也從不隱瞞那些艱苦地和夢想一起上路的歲月，這讓我對他總是暗懷著一份並不僅僅是兄弟間才有的敬意--與背叛過去無關，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最起碼的人格正視。而姚記者這個稱號，是因為作為報社記者的他在當地老百姓中享有的聲譽，2003年我和牛陷冰、《星星》詩刊的老鄢等人到涪陵去參加他的作品討論會，陷冰在計程車上給他打電話，旁邊的駕駛員驚訝地問：你們居然認識姚彬？下車的時候死活讓我們節約了的士費。而在涪陵城和姚彬一起走在街上，滿街都是雲雀般此起彼浮的招呼"姚記者"之聲，場面很是壯觀，像一個九流歌星來到人民中間。間或會有一輛轎車停下來，裏面老闆模樣的人在大聲喊：姚記者，到那裏去哦。這時候我們的姚記者就會土豪劣紳般一搖三晃地露出他特有的憨笑，屁顛屁顛地說：來了幾個哥們，喝點酒哦……。
而朋友之間總是有永遠喝不完的酒和永遠談不完的詩歌。涪陵對於姚彬而言其實是一座缺少對話的充滿孤單的城市，80年代的李亞偉們為什麼要流浪，那是因為缺少對話和兄弟在天涯。姚彬和更遠的現在主義詩人楊見、黑皮也是一樣，他們總是會趁著夜色悄悄摸到重慶，直接摸到波爾多或者二鍋頭身邊。然後在早晨的時候從文字和重慶兄弟們的酒精中醒來，又悄然摸回到自己較為邊緣化的城市——是啊，去見一個或者一群朋友就是去遠方喝一場夜酒，這是多麼偉大和浪漫的寂寞啊。
劉清泉曾經說過：這樣俗氣而真實的姚彬如果不寫詩，那實在是詩歌人才的浪費。在涪陵城街道拐彎處或者自家社區鍵盤前盤算著詩歌的姚彬，其實是一個物質和家庭生活安定團結的人，一個熱愛祖國熱愛老婆孩子的人，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在那些真實而瑣碎的平凡生活中抬起頭來，去做一個詩歌精神上有用的人。我曾經在一篇訪談中說過：今天的詩人不應該是苦行僧，不應該再是長髮飄蕩鬍鬚亂飛地作流浪漢般的"憤青"狀，在我們看來，今天的詩人應該融入這個時代的生活、經濟、人文，並和這個時代一起成長。從這個角度而言，姚彬的寫作和生活其實已經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我知道，像姚青年這樣的人哪怕只是永遠呆在一座城市甚至村莊，他的靈魂也在大地中行走，那不是肉體的流浪--那是靈魂和精神的流浪。
B面：一個詩人名叫姚彬
就那些吵吵嚷嚷的70後“年代數學理論劃分家”而言，被地域至上所暫時遮蔽的姚彬應該會成為他們將來目光短淺的明證。匠心的閱讀者會發現，姚彬詩歌寫作上文本和思想的真正自由以及他對當下生活的切入和詩意解決其實是很多70後詩人所不具有的——實際上，在花掉幾個夜晚對姚彬詩集《重慶，三點零六分》的系統閱讀中，我很多次地被他詩歌中所帶給我的遙遠而親切的“陌生感”所打動。這個過程中，我至少讀出了一些也許已經被這個年代詩人們遺忘了的關鍵語，比如：提取和記錄生活的懸崖、詩歌作為歷史的一種旁證，再比如一個詩人就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病史等等。
我們已經看見，這個時代的確不缺少那些所謂的必將隨著泡沫消失不見的大詩、史詩性東西——那是我眼中的詩歌強暴者和詩歌沉屙，也不缺少那些花裏忽哨、一輩子要求堅決抒情到死和口語到沒有口水的詩歌老青年——在我看來，今天的我們最缺少的應該是那種與生活和時代病菌息息相關的作品。而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下游的姚彬剛好具有了寫出這種作品的條件和能力，作為新聞人，他能夠最底層地進入這個時代和社會最險要和荒蕪的根部，而作為詩人，他又可以用最智慧的眼光去發現時代或社會中的小感冒。他在2003年的短詩《我們何時結的婚》中寫道：從中山路到興華路/要經過一個叫兒童樂園的地方/
--每到這時/我們有著共同的努力：/放慢腳步/
看哪一個像自己的孩子/有時我們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陰影/那是來自內心的發問。這是我讀過的關注社會問題的當代最優秀的同類詩歌之一——冷敘述的筆調、貌似簡單而殺機暗藏，在突然間，他會帶給你巨大的震撼。這樣的閱讀快感，我只在老楊黎80年代的詩歌中讀到過。
所以說當那些以誤讀為生存根本的批評家們在把政治詩歌當作時代性的重點而大放闕詞的時候，我快活地發現，姚彬已經用他更多的系列短詩輕鬆放翻了已經被上綱上線的"時代性"。事實上，像《我們何時結的婚》這樣的作品在姚彬的這部詩集中較為常見，比如《0號商鋪》、《S巷》、《幻象：卡萊啤酒屋的累贅敘述》等。沒有任何所謂學術參照，這其實就是一個優秀詩人正常反應下的社會關懷。當我們厭倦了抒情並希望像金斯堡般在中途醒來，那麼姚彬的該類型詩歌會告訴我們一種方向。其實我們更應該知道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病菌，而時代也需要為他記錄下病史的人。從這個角度上講，一個好的新聞人不僅能夠成為一個不錯的社會學家，而且會成為一個非常好的詩人，比如姚彬。
具體到詩歌技巧上，我在對姚彬詩歌的閱讀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他喜歡用奇怪的排比和一些表面老化的詞語。比如《愛情日記》中：我愛你的美貌/你的氣味你的笑容/你的感覺/你生活的手法。再比如《名詞：奔跑》中的"奔跑最後什麼也沒說"。我這樣的個案舉例實際上會造成對詩人詩歌內容的支解或者產生誤讀，並從而有淪落為一個詩歌批評家的危險。其實我想說的是，當一個詩人對任何修飾手法和任何入詩的詞語不加選擇的時候，除了說明他詩歌技藝上的遊刃有餘之外，還說明了他在寫作上的充分自信和寫作狀態上的極度放鬆。著名詩人龔靜染曾經對姚彬詩歌的一個評語是：姚彬的詩歌讀上三遍以後，你會發現他是大高手。我相信這話沒有任何吹捧的意味。實際上，姚彬詩歌中經常會出現一些表面看凹凸不平的東西，那不是筆力不濟、也不是技術上的刀法問題，而是一塊好玉的本質，類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有缺點的戰士"。嚴格意義上講，天然好玉是不需要打造的，而姚彬不是詩歌上的銀匠而是一個本質意義上的詩人。比如姚彬會寫下"果子還差兩刻鐘黴爛/世界應該進入這個唯一的主題。或者：1966年栽下的桃樹/開過十年的花/第九年被我遇上/結下了一枚黑色的果子/咦，黑色的果子，在深夜3點閃亮……有些粗糙或者說讀來有些"隔"嗎？仔細再一體會，那是只有同謀者才能體會到的閱讀上的先苦後甜。比如當你讀到“咦，黑色的果子”甚至另一首“7月30
日的淩晨3點/愛情忽然要自殺”之類的句子時，你會奇怪這傢伙怎麼能夠這樣寫詩。而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只要你不會因為自己寫作路數的異同而敵視另外的寫作方式，那麼你就會必然認同姚彬。
這裏還應該涉及到一個文本自由的問題。在現在主義詩人中，有兩個詩人的寫作速度和數量一直在很大程度上震驚過我，一個就是何小竹《楊見為什麼寫詩》中的楊見，另一個就是更年輕的詩人姚彬。這是我的朋友中對自己的寫作最為自信的兩個人。也許是為了抵禦杜拉斯所說的寫作上的孤獨感，姚彬在寫作上始終給我一種半暈厥半瘋狂狀態，其寫作速度之快和產量之高，讓我一直懷疑他是古書上說的那種“自是指物作詩立就”的傳統型才子。無論是任何風物都能夠帶出神來之筆。曾經有朋友稱姚彬的“詞語（事物）入詩”是不一點講究的是隨便亂放置的。其實不然，寫作上的快手和寫作上的天才歷來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而後者在完成按照內心寫作的同時，也達到了自由下筆皆成華章的境界。從這個程度上來看，姚彬的文本自由早已不僅僅是停留在玩弄小辭彙和尋找入詩突破口上那麼簡單。這樣的寫作首先是勇氣，然後是需要一個內在、樸素的人去輕鬆說出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和個體關懷。
除了對時代的詩意記錄和文本上的自由外，姚彬的《家庭書》、《從星期六到星期五》等巨制還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邊緣化生活的解讀可能。上海的新銳詩評家趙思運對《家庭書》的論語是：絕無一般詩歌歌頌家庭幸福的溫情主義，他只是在俗世幸福的框架內充溢了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逼視，內涵的豐富與曖昧甚至解構了傳統詩歌中的"幸福"。實際上，身處社會的中游和文化中心城市的邊緣，作為詩人的姚彬和作為社會人的姚彬都曾經有過輕度的迷茫和疑問。《家庭書》裏的命運變遷和《從星期六到星期五》中的精神、物質生活的雙向背離--其實是姚彬想建立一種自己的道德和生活秩序。尤其後一首詩中還暗藏著不易發現的詭異的思辯意味。這讓我感到姚彬是想用更為真實的寫作來尋找精神和審美價值上的同路人。從這個角度而言，這類人的寫作其實就是在不需要任何技巧地為社會和地域化寫作，當你發現他具有座標性的同時，他和他的詩歌就會在你認為無關痛癢的時候把你拿下。
而另一個向度上，儘管姚彬曾在一篇創作談中說自己的某些詩歌喜歡"特別去強調地域的開放性和嚴肅性"，但我仍能夠感覺到地域的落差和背景的異同帶給這個優秀的詩人的傷害。正如他曾經在一首叫做《涪陵涪陵》的詩中所說：涪陵涪陵
/趁我現在還在寫詩/
我不斷把你寫進文字裏/
我和你有著一樣的遭遇……。城市和生活其實離夢想太遠，即使僅僅只是想做一個夢想的同路人，但城市也會給你製造更多錯誤百出的小亂子，所以詩人總是現時代和生活的思考者和矛盾者--儘管不需要荷爾德林還鄉的火把，我也知道姚彬會經常想到離開涪陵城，去重慶、北京或者比鷹更遠的大地深處。但由於那片土地的深沉和某些秘而不宣的原因，他總是很多次地打消自己一劍西去的念頭——2004年某一個夜晚，當我和姚彬在涪陵城酒至半酣後，站在那條著名的烏江邊，看著涪陵城的萬家燈火，我就在想：涪陵城啊，你應該善待姚彬，善待這樣一個矛盾、單純、優秀甚至有時候草率的詩歌青年。你得知道，每一個城市都需要靈魂和精神的抒寫者，而姚彬無疑是你最好的對象。但烏江無語，涪陵城無語，他們不知道我這聲音暗啞的兄弟對於一座城市人文和精神上的意義。